At the dawn of the social media era, Belle Gibson became a pioneering wellness influencer - telling the world how she beat cancer with an alternative diet. Her bestselling cookbook and online app provided her success, respect, and a connection to the cancer-battling influencer she admired the most. But a curious journalist with a sick wife began asking questions that even those closest to Belle began to wonder. Was the online star faking her cancer and fooling the world? Kaitlyn Dever stars in the Netflix hit series Apple Cider Vinegar . Inspired by true events, the dramatized story follows Belle’s journey from self-styled wellness thought leader to disgraced con artist. It also explores themes of hope and acceptance - and how far we’ll go to maintain it. In this episode of You Can't Make This Up, host Rebecca Lavoie interviews executive producer Samantha Strauss. SPOILER ALERT! If you haven't watched Apple Cider Vinegar yet, make sure to add it to your watch-list before listening on. Listen to more from Netflix Podca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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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庆”70周年前夕,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香港修例风波长达3个月未息之际,林郑撤修例,北京沉默, 传言四起 ,形勢風雲莫測,香港局势如何趋向?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刘宁荣教授来深入分析解读。 问:刘教授您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九月四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但这仅仅满足了反对派人士五大诉求其中一项。您觉得香港的紧张局势会因此得到缓解吗? 答: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解读,从示威者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太可能接受这个退让,他们觉得这个退让来的太晚太迟,而且只满足了五项中的一项。这一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早就寿终正寝的了,现在只不过法律上彻底撤回,决定不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去审议。所以持相反看法的人认为,撤回是对示威者的回应,有可能缓和局势。这就要问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看,什么人去看这个问题了。如果借用香港经常打风的预警来看,目前的局势可以用八号风球来比喻,撤回修例之后,转到三号风球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有人担心目前的暴力很难停止,局势还会恶化,八号风球可能还会升级到十号风球。香港一位研究过恐怖主义、采访过有关组织的记者,对香港勇武派的发展,看到他们的毁灭性行为,担心发展下去,恐怖组织真的会在香港出现。 我的基本的判断是,暴力冲突应该再难升级了。最近几天和出租车司机去聊天的话,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厌倦了今天香港的乱局。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从和他们的对谈里面,我发现了一个民意的变化,我觉得并非是林郑月娥撤回修例的决定起决定性作用,而是香港民意也开始厌烦了这种冲突,所以,再加上政府这样一个退让,是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仍然认为,是有必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而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应该只针对警察的,而是还原整个修例事件,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查,还香港民众一个真相。我还是持这么一个意见。 问:据网络上流传的讯息显示,示威者9月7日的星期六会继续在香港机场举行“不合作运动”。 答:是的。 问: 多家中学的学生同时也继续罢课,要求香港政府回应示威者其余的诉求。學生們表示,如果林鄭月娥(Carrie Lam)不回應他們的訴求,他們將在9月13日升級行動。您怎么看?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您认为香港示威运动会平息吗? 答:这场风波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平息,因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解决的。就算答应了所有的诉求,也不见得可以化解导致香港发生问题的症结。但成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还是必要的,这可以使更多的持中间立场的人,站出来去支持政府开始对话的进程。所以,缺了这一项,这个对话进程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在短暂的时间里,目前的这场抗议运动是不会结束的,但是与几个出租车司机的对话里面,我们已经感受到香港的经济开始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这么问一个问题,所有合理非的示威者,如果政府今天踏出一小步,当然,我希望可以再跨出一大步,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果对暴力还不去说NO的话,假设这场政治上的“沙士”持续下去的话,你今天一千万的房产,变成五百万了,你的两千万的资产缩水一千万了,我相信很多的希望和平去解决目前香港的僵局的朋友们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谁会感受到这个痛。 虽然我也不满意林鄭月娥目前这个决定,但它毕竟是一个起点,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做出更多的回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问题,政府是需要做出回应的。 监警会仅仅在目前的基础上扩大人数和包括来自外国的专家,这是不够的,但这也是一个好的发展,是需要去认可的。 问:那您觉得港府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几率大吗? 答:我觉得在十月一日前不太可能,但是如果目前的局势平息之后,这种可能性超过百分之五十。我一直在观察,我认为,即便中央政府从来都没有把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大门关上, 特区政府也没有说过,在某种程度下,反而暗示了目前这种局面稳定之后,才有可能有好的氛围进行真正独立的调查,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问:那非常巧合的是,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九月三日下午答记者问时称,若香港骚乱持续不减退,则有权依法单方面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依据香港法律规定,在港府要求下,可以出动驻军。这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前一天,这意味着什么? 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希望香港可以收到这个信息,目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必须停止。换句话说,这个事情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如果在特区政府做出撤回修例这个决定之后, 局势还是越来越差的话,那最终可能会有紧急法,虽然驻军,解放军出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小,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暗含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发言人的话,你只能从表面去深究它的涵义。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博士也说过,特区政府并没有说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不可以成立的,那么北京的港澳办也没有说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两种可能性都有。 不过,我这里想插一句,今天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如果这种局面再下去的话,真的想解放军进城。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震惊的一句话。这就是说,底层的百姓已经感受到了经济的衰退给他带来的生活上的影响,他说他的生意已经掉了百分之四十,最好的出租车司机也至少没了百分之二十,他在机场要等两三个小时,才能拉到一个客人。香港机场第一次被示威者占领时,他们出租车司机是给示威者送水的,现在则巴不得避开他们,看到他们都讨厌。这应该是一个侧面反映民意的变化,这是从最底层的出租车司机的身上看到的。他还说,坐他车的乘客也没有一个人认为目前的动荡可以持续下去。但另外一方面,目前的示威者则继续布置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暴力冲突还在延续当中。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十月一号,70周年的国庆,那一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你若问我本人的话,那一天的示威者,如果不超过五十万人的话,这个大势就已定,也就是说,双方就真的有可能坐下来谈了,如果仍然是大规模的示威,那这个局势就很难很难讲。当然这都是一种估测。 问:在经过三个月的官方谴责和强力执法之后,撤回修例是为化解危机针对抗议者诉求首次作出直接让步。香港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个举动,有没有引发香港社会关于此决定是否出自北京方面的争议? 答:根据香港一些媒体的报道,真正提出这个意见的,应该是特首林鄭月娥本人,而提出这个意见的时间点,是在八月三十号之前,因为大家知道,八月三十一号,是占中 五周年,也就是上次831普选决定的五周年。当然,毫无异义, 香港特首的这个决定必须获得北京的支持,但是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也是赞同这一决定的。所以,主要的决定权,应该是在林郑月娥这里,那么这个决定,时间点上已经有好几天了,根据相关的报道,她也看到了整个831的气氛是缓和下来了,冲突没有之前那么激烈,所以,她认为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她也采取了用电视录播的方式,将她的信息可以更好的传达出来,以避免新闻记者会上可能出现不完美的结果,这是我了解到的决策过程。 问: 林鄭月娥周二表示,她從未向北京提出請辭,仍致力於帶領香港走出長達數月的政治危機。而示威者的一项关键诉求,是要求林郑下台,林鄭辞职,香港社会热议题目。如果她辞职,谁能成为下任香港特首? 答:谁是下任特首,这是很难答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让特首下台,是不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局。 当然,从一个民主的机制来讲,一个特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当然应该引咎辞职。如果林郑目前不能辞职,至少政府里面应该有官员为修例事件负责引咎辞职。以目前香港的复杂局势,从香港本身的政体来讲,让这个特首辞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在她之前的几位特首,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结局。在目前的政局下,还能找到谁来收拾这个残局?不管找到谁,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能让北京,泛民,示威者,勇武者都满意的这个人,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政府如果出现空转的话会有更大的问题,况且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已经有非常大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她的辞职不可能解决问题。 当然了,谁是一个合适的继任人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香港现行的制度下能否找到一个适合的人进行颠覆性的创新,杀出重围。如果问我怎么看,在香港民众对普选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从宪政的角度来讲,香港必须完成23条立法的义务,因为23条可以确保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确保中央政府不会担心香港成为颠覆内地制度的基地。同时,也必须思考如何能够在831决定的基础之上,香港普选和政改可以获得进展。如果不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香港的政局就很难突破。这个平衡点找到了,才能在管治上得到一个好的梳理,香港政府的管治才能有效。 问: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有100多万人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也参加了香港的示威活动。港人与内地去香港人,他们对反送中立场和态度有什么不同? 答:其实,在香港的内地人,在这场运动里面,如果我们用蓝色来标签的话,倾向蓝的比倾向于黄的肯定要多。这场风波其实在内地,不仅得不到一般民众的支持,即便内地的自由派人士里面,相当多的人都不支持。 问:那您觉得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答:这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当然这件事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一个全面的报道,但话又说回来,在香港也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道,都是立场代替了事实和真相。记者持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报道出来的,就是他所看到的事实,当然这在内地就更加的严重。不过,即便那些能够透过防火墙了解到香港局势的人,对香港示威者的过激行为是非常愤怒的。对中国内地人来讲,他们看到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旗国徽被恶意毁坏,他们是非常愤怒的。特别是侮辱性地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他们当然会非常愤怒,你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了。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些极端的举动会产生两者间多大的隔阂。另一方面,香港的人却又看到内地人到香港来抢奶粉,新移民来抢机会、抢工作、抢福利等。双方的负面看法,更加加深了双方之间的对立,或者严重一点,已经产生了仇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会影响到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恰恰我觉得这会左右双方的民意。这种负面的情绪、相互的仇恨左右两地的民意的话,会给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大的困难。 我觉得在香港的新移民里面,多数人也是希望香港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理和发展,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这或许是共同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国家的主权和形象受损,他们的反应也是很大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是内地去香港的多数新移民的心理。在我的不同群里面,多数的内地新移民都是偏蓝的,香港本地的多数朋友都是偏黄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在香港是非常痛苦的,不仅朋友之间不能去做一个心对心的交谈,就是夫妻之间都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因不同立场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数,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当政治凌驾一切的时候,社会就失去了秩序,就会非常混乱。所以,我支持迅速进行平和的对话,我希望政府可以走的更快一点,看的更远一点,彻底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民心也是不可能挽回的,另一场运动和风波还是会出现的。…
中美新一轮贸易洽谈无果、APEC峰会或成就的“习特会”泡汤,为中美贸易战短期解决又添悲观,中国是否可以寄盼“共克时艰”、“熬过贸易战”制胜?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可以获得哪些借鉴?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一位曾在中、法、港执业过的财经业界人士陈增涛先生向本台谈他的看法。 法广:有提出要“熬过贸易战”,时间是否对中国有利? 陈增涛:“熬过贸易战”这个说法我觉多很可笑,我不是为美国说话,我们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最好现实一些,你说怎么样“熬”?对于中国政府的有些智囊团来说,可能会觉得11月份有美国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共和党输了的话,他就会很头疼了,得不到共和党支持,民主党也会向他发难,因为他有 “通俄门”等等,可能使特朗普到时候会焦头烂额,就不会与中国打贸易战了。我想他们是完全错了,这么多月来中国的智囊团不停地误判了中国与美国这次贸易战的原因,没有分析清楚了解清楚为什么会打贸易战。 “俢昔底德陷阱”解释中美发生贸易战原因 其实发生贸易战的原因很简单,如果熟悉古希腊历史,可以知道有一个叫俢昔底德的历史学家,他在分析希腊本土战争时,曾说,如有一个老大,如果有个老二来挑战老大的时候,两者之间很容易会发生战争,这叫做“俢昔底德陷阱”,我说,很可能中方把美国逼得太厉害,一不小心,战争就可能发生。 为什么中美会打贸易战?第一,打贸易战,实际上不是美国与中国打,而是中国已经与美国打了很久了,不过美国由于有两任总统,一位总统由于没有时间,本身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即小布什,他在任时碰上911, 为此给中国很大的空间,能够自由发展…,中国在进了WTO之后,有一些没有遵守贸易规则的地方,美国也没有怎么理会,因为美国自己都顾不过来,所以就没有太多理会到中国。再加上后来的八年碰上一个非常软弱的总统,就是奥巴马总统,他太过软弱,有时候中国欺负他,他就觉多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举个例子,他去杭州参加会议(G20)时,杭州的官员竟然不给他下飞机时铺红地毯,后来他也无所谓,给一个非常低阶的官员这样来“欺负”,居然也就算了,不与你过不去了,因为他太软弱。 特朗普“有一套” 到了特朗普的时候,中国人觉得他是个商人,所以有什么事情,比如他说要解决贸易的问题,认为给他甜头就行了,反正他是商人,可以很容易收买,大家都好来好去,给你点好处就过去了,所以为特朗普的女儿在中国商标注册、特朗普访问中国时请到故宫“好好招呼”一下….。但是特朗普到底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厉害的,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怎么样,后来感到他真的是“有一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这次决定了要打开中国的市场,他所讲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要公平贸易,不是要占你的便宜,而是要公平。但是中方因为以前太容易了,就好像特朗普也曾说过:你们这帮人都被奥巴马总统惯坏了,不看看现实的问题,以为可以忽悠过去…,他说了好几次(类似的话),但中方没有听到这一点。 日美“广场协议”的借鉴 美国实际上也不是真的要特别对付中国,在很多年前就(与日本)有一个“广场协议”,那是大约在1980年代,那时日本对于美国也有很多贸易顺差, 美国就与日本谈判,后来不是说美国赢了,而是日本最终觉得如果不与美国签损失会更加大。之后,日本经济经过了多年的不景气,也有称作“丢失的20年或者30年的”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广场协议”。在我看来,这么解读也不是非常到位。为什么日本经济后来发生问题?因为之前日本的外散性经济,再加上后来日本房地产泡沫爆了,(都与之相关),不可能把这些都算到美国人的头上。美国那时也就是要求日本不要进口到美国过多,其实美国是否真的要解决贸易问题?也不见得。因为美国人就是喜欢消费,自己又不生产,美国不在日本生产也会在其他的地方生产,但是那时有一种说法,是说日本太厉害,传东京的房地产甚至可以把整个美国买下来,日本太强大了,所以美国人就有点怕,觉得这个老二会追上来等等,美国觉得应该和日本好好把这个问题解决。 法广:这个情况与现在很像。 陈增涛:与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现在情况还更加严峻。因为日本还是比较守规则的,尊重知识产权,但中国不会,也不是全部不会,但会做些小动作;也并不是说是政府的行为,企业就这么干,可能政府也管不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到日本投资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到中国,就有金融业不开放等等,所以诸多问题比日本当年对美国的问题更难,更加要解决。再加上中国还是一个专制政治,有很多国家企业,政府大量地给予补贴等等,使得美国感觉:如果有一天中国用举国之力来与某个美国企业竞争的话,就会失败。所以特朗普现在要好好地与中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目前情况比日本当年更加严峻 特朗普的视野并不是长远的,他是个商人,希望彼此做一个deal(交易、 协议),签一个合同就行了,解决问题了,他不会看得很远。但是中国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中国看到这一点的话,解决了这个短期的问题,实际上会有利于发展长期的东西,但是现在(贸易战)打了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朝野、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再加上美国的精英慢慢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已经差不多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对付中国了,把中国看作一个竞争敌手,所以与日本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中国的情况比日本当年严峻得多。 中国拖不起,尽快解决是回应贸易战的上策 法广:在这种情况下,您分析未来贸易战走向如何,会有几种可能? 陈增涛:我想我不是算命先生,很难看得到,不过现在来说,美国特朗普是先手,就像围棋中的先手一样,他先下了一步棋,就要中国中南海来回应。回应可以分上、中、下三策。上策对我来说,是不要等到11月份,也不要拖了,美国可以拖,中国拖不起,美国不要说总统是四年制,希望拖四年,拖到11月份中期选举失利就可能放弃….,我觉得(这种可能)是不会的。上策应是尽快地把这个事情解决。 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把谈判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仅是贸易。我向你多买些货物,不是要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吗?这个很容易,对中国、对美国来说都很容易。第二部分是知识产权等等,中国人说,我们需要好几年来谈判这个事情,(我说)你就别好几年了,你送个大礼给他,其实也不是送礼,你给他不就好了吗?了结了一个事情,这样就爽快了,彼此谈话就有了契机,比较容易谈了,这一点中国可以做得到。还有第三点,是最困难的,包括市场的准入等等议题。我想可以送一部分,对于国家非常重要的、涉及保护金融稳定的要抓住,这种情况下我想美国也会放一手,特朗普也不想真的把贸易战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他寻求第二任期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上策,但是(实现)的机会很少,最理想的是中国在表面上好像是吃亏了,让步了,实际上是以前拿来很多很多东西,比如我拿了你100元,(现在)还给你80元,也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对于中南海来说,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保持政权稳定,如果真的想保持这个政权稳定的话,我想这(尽快解决)才是上策。 感谢陈增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
肯尼亚将电信诈骗遣送到中国引发波澜,事件不仅触动到海峡两岸的敏感神经, 也引发了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状况的关注,就该事件两岸的法律界人士怎么看?我们分别电话采访了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的梁小军律师和和台北许文彬律师所的林如君律师。 对待在第三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到底应该在哪里被审判?司法上有什么样的规定? 梁小军律师: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犯罪地在外国,但是犯罪行为地在中国,中国是有管辖权的。对在其他国家,如果中国与之有引渡条约的话,可以根据相关的引渡条约进行引渡,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各类报道中频繁提到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具体是什么, 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吗? 梁小军律师:司法管辖权就是一个国家对犯罪罪犯或者嫌疑人、被告有没有管辖的权利。 那么像该案,是在肯尼亚组织实施的,但具有台湾籍,被遣送大陆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梁小军律师: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台湾人,并且是在肯尼亚实施的这些行为,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地由于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即是通过打电话诈骗钱财,受骗的很多是在大陆,所以犯罪的结果地是在大陆,那么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中国司法机关有管辖的权利。 中国此次将台湾嫌犯遣送大陆引发了不少争议,报道指中国之所以遣送到大陆是因为质疑台湾对诈骗案的惩罚力度不够,您对此怎么看? 梁小军律师:事实上我对台湾如何处理电信诈骗并不了解,我只是也是通过中国官方报道说是台湾籍的电信诈骗被告人在台湾判刑一般都是5年以下,有的甚至是判无罪,很快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再实施诈骗。我作为一个长期在大陆生活的人,我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父亲都是电信诈骗的受害人,我不知道这些电信诈骗的罪犯都是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实施了在中国大陆的诈骗行为,中国大陆应该管辖,应该按照中国刑法对他们处以刑罚。 由于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对近年来电信犯罪状况的关注。中国公安部称,中国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大幅增加,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梁小军律师:就从我及周边的人来说,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电信诈骗的电话,很多人也是上当受骗,这个事情发生可以说中国的管理的内部是有漏洞的,很多人的个人信息被透露给这些诈骗犯,让他们很轻松地通过电话实施诈骗。所以只是处罚这些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的人还不够,还是应该从内部的管理找原因,有一些中国内部人的一些配合,或者说有信息出售的行为,应该受到处罚。 诈骗活动的确是应该受到打击,但是从另一方面,为什么民众容易受骗,有些曝出数额非常巨大,您对此有什么分析? 梁小军律师:因为他们的手法太多样化了,他们会抓住人的心理,通过对你各种心理的分析,找到漏洞,然后对你进行诈骗。另外就是信息泄露得太多,让这些人更容易实施诈骗。 我觉得台湾不能有效地遏制电信诈骗的话,这些犯罪嫌疑人因为他们的结果地是在中国,中国应该承担起打击诈骗的责任。中国的警察虽然名声不好,虽然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当时并不能否认他们的打击犯罪,这是他们存在的正当性、存在的依据,所以他们打击电信诈骗,从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的。 第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必要太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因为跨国犯罪还是需要不同的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协商,应该有效地遏制这种犯罪。既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更要保障这些被侵犯的被害人的权利。 就台湾处理诈骗犯罪的情况以及台湾法律界对该案的看法,我们也采访到了台北许文彬律师所的林如君律师。 在您处理的案件里,诈骗案占了相当的一部分,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台湾在量刑方面的情况好吗? 林如君律师:其实在台湾诈骗犯罪的定罪率并不算低,尤其是电信犯罪这一块,其实有罪认定的通常都比较高,只是这些人比较多的状况是他可能只是帮助诈欺,而并不一定全部都是诈欺案的主谋,会成立帮助犯的部分,这部分的确台湾法律会定罪比较宽松,就刑期来说,的确,因为台湾的诈欺犯罪是判5年以下徒刑,虽然我们常常一罪一罚论,而一罪一罚即使定了20年、30年,但是执行期来说,基本上台湾的量刑上不至于会定得太高,通常的状况是除非真的有持续犯罪,否则比较常见的确是缴课罚金的情形。 这种情况是否会是重新犯罪增加呢? 林如君律师:老实说这可能是属于刑法政策失误吧,就是说对于诈欺犯你到底是要以重刑来遏制,还是说对长期犯罪来说,你用重刑也不一定有比较高的成效,就比如在中国大陆,从事诈欺行为的民众也不见得是少数。所以说,如果是单纯以刑事政策来说,对诈欺定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老实说也不见得是一个过于轻的处罚。 从该事件后,对为什么这麽多台湾诈骗犯引起关注,大陆的报道说,这类案件中,以台湾人为头目的团伙实施的诈骗案损失占全部损失的50%以上,有人甚至说台湾是“诈骗的王国”了,您对此怎么看? 林如君律师:其实这个统计基本的范围数字应该是有问题。因为除了两岸部分,在犯罪、尤其是诈骗犯罪时,在语言方面没有隔阂的情况下,的确是中国的民众或者是台湾的民众在做诈欺行为时,他选择的对象就可能是对中国或者是中国对台湾,所以在中国的官方统计上,才可能统计出来中国受害的民众是被谁诈欺的,而这个对象就有可能是台湾人民,我想这个可能是因为地域与语言的关系,但是相对来说,你说台湾从事这个诈欺行为的人比较多这件事情、这个结论我们比较难以理解。 现在包括马来西亚抓到的欺诈犯是否也会被遣送到大陆还在未定之中,您对这件事的处理怎么看?应该送到哪里? 林如君律师:当然了,就我们法律人的立场来说,这些人既然是台湾人,就台湾立场,当然是希望送回台湾来做审判啦。这也正是法务部要做努力的目标。如果反过来来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在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泰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最后也是会要带回中国做审判啊,这是相对的状况嘛。 您经办国这种跨境犯罪被送回受到审判的案例吗? 林如君律师:因为我只有台湾的律师资格,所以我们处理的部分比较多是在台湾的诈欺。但是就这个案子很明显,其实这是在第三国做犯罪行为,在第三国当然已经有了一个审理程序的结束,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审理程序的结束,就要看他拿哪一国的护照,既然审理结束,无论他原来的国籍国是否还需要做审理,理论上也应该先送回原本国籍所在国,到时候再来看中国因为有受害的状况或者如何,大家再来看用两岸互助的协议,再来看是不是要做配合审理的动作,可能不应该就直接地把这些人带回去中国做处理,我们认为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电信诈骗大幅增加,台湾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林如君律师:其实台湾一直以来电信犯罪都算是一直有一定的程度,只是在台湾比较特别,台湾人做电信犯罪大多数都不在台湾。其实在之前比较常见接到的(欺诈)电话都是大陆人(打来的),打来台湾做配合(欺诈)的行为,但是整个集团的首脑可能不一定是大陆人,而可能是台湾人。之前,可能做配合的大多是大陆人,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做这样的行为,或者是有某些需求,比如说提供给相应的薪资、相应的奖金等等,他就比较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反而在台湾的民众做这样的行为其实比较没有那么频繁、那么多。不过这几年来说,这些犯罪行为就真的像现在的状况一样、移到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都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也有可能是因为前几年电信诈骗非常严重的时候,两岸三地对这部分都有充分的宣导(导致),比如在台湾的反诈骗电话、反诈骗的机制也越来越完善,所以说这几年来,犯罪行为的集团不断在外移,在台湾的状况都已经减少不少。…
日前,在非洲国家肯尼亚,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肯尼亚当局遣送回大陆,而不是台湾,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应,而大陆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要对涉案人员重新进行审理。目前事件还在处理中,今天本台全球连线节目,连线采访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赵春山教授,请他就此事,谈谈他的看法。 针对这一事件对目前处于微妙状态的台海关系会有什么影响,赵春山教授表示 : 基本上这一事件现在还在法律程序处理当中。但是由于发生的时机,正好是在台湾(总统)选举结束,新政府在五月二十日成立之前,有关台湾人被肯尼亚遣送回大陆过程当中,在(司法)程序上有些问题,北京方面又以一个中国,这个政治性话语,来说明其司法管辖权,因此造成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满,国会议员也利用这个问题来对政府的一些作法进行批评。 赵教授说,对这个问题,他想应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本身应属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从司法程序方面来处理。过去菲律宾也曾经有过先例。在这个问题中,在被肯尼亚驱逐到大陆的台湾人中,是否所有的人都有犯罪行为,或者是其中有些人,肯尼亚方面说他们无罪,也被遣返大陆,也许中间有无辜的人,目前还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们装在一个篮子里,整个遣返回去(大陆),当然会引起台湾很多民众的的不满。赵教授还指出:另外一个,如果把法律事件炒作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对双方面的关系发展不利,应该理性地看问题。到现在为止,台湾方面陆委会和大陆方面的国台办的主管官员已经经过热线对话,大陆方面也把这件事作了详细说明,台湾方面也将要派人去大陆了解实际情况。赵春山教授希望这件事情应该有司法的还是归司法,因为两岸确实是有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过去在处理相关问题上面,实际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跨国犯罪行为,涉及到两岸民众的时候,过去的例子也证明了,在打击犯罪这方面确实有成果,希望这一成果持续下去,不要受到影响。 第二方面,不应该把它升高,无限上纲到政治层面。赵教授认为:在这方面,双方都应该有所克制,对方如果把所有的问题以一个中国的概念加以说明的话,会引起台湾民众的一些错误解读。当然这台湾方面,也不应该把一个单纯的司法事件,上纲到了所谓影响两岸关系的等等,双方面都必须要理性地思考问题。 赵春山教授表示:个人感觉在当然短期内,(这件事)对于两岸关系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感情方面,双方的感觉都不好,民众方面也很不满。可是如果等到,这件事情慢慢地厘清,因为现在还在处理过程当中,大陆方面如果将来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无辜的台湾民众的话,想必大陆也会作出一些善后的举动。基本上,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未来双方正常的、良性的互动。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未来(像)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很多跨国的、涉及两岸民众的行为,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双方必须要用公权力来处理。那么如何处理,赵教授个人认为必须要比较理性的,依法论法来处理,如果中间有任何企图,把它作为政治操作,对两岸关系当然会有不利的影响,这件事将提供一个很好的教训。 法广:有些报道说,肯尼亚不管被押人员的反对,将所有的人都送往大陆,这背后是有金援外交,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春山教授:这个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基本上肯尼亚和中共方面的贸易(频繁),因为,中共的非洲政策在过去年代是非常的积极,和肯尼亚,双方又都有外交关系。在这个状况下,一个是邦交国,跟台湾是没有,就不要说经贸了,从政治外交,和其他所有管道方面,大陆当然是站在比较有利的地位。在肯尼亚方面,它也认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台湾民众应该到大陆是符合它跟大陆方面的正常关系。可是就人道也好,就犯罪行为的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必须要依照国际的规范。当然里面也涉及到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台湾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法律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肯尼亚方面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因为法律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益,我想它一定有它的规范来的。 法广:那解决肯尼亚诈骗案,台海两方现在还在进行中,如果处理的比较好的话,以后会不会成为以后出现类似事件时,方便台海两岸处理的范本呢? 赵春山教授:我希望如此,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种诈骗案(主要发生)是在国际上,这次大陆方面为什么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是因为受害的大陆民众比较多,所以(大陆)当然据理力争了,据此认为需要进行再度的审判,尽管肯尼亚方面已经宣判这些人(部分被遣返的台湾人)已经是无罪的,但大陆方面认为必须要厘清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整个程序,我也希望借此能够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这一点,能够创造一个先例,而不是把它无限上纲到、涉及到所谓的两岸的政治定位、两岸的关系等等。不要把法律事件变成政治事件来处理。换句话说,法律事件希望创造一个法律先例,而不是用法律这个问题创造一个政治先例,我想这中间要区隔开来。我相信北京也好、台北也好,双方面如果为了今后两岸能够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希望类似的这样事件影响到双方的关系的话,我想就这件事情创造处理两岸打击犯罪的先例,也不是一件坏事情。那么这里面涉及到过去两岸之间都是双方,那么今后两岸如何在国际上面来相处,从这件事件里面也能找出一些好的例子因为过去总是说北京、台北,北京、台北之间……,但是现在是牵一发动全局。两岸民众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常常都有来往,但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光两岸之间,还涉及到第三国,说不定还涉及到第三方、涉及到国际上的一些规定,所以要把这些问题综合来处理。 今后两岸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关双方民众在国际社会里的一些行为,两岸怎么样来,不要影响到、出现所谓的什么两个中国啦、一中一台啦,不要出现这样问题的情况下,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双方面来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来伤害到两岸人民的感情,伤害过去这八年来辛苦累计的这样一个好的关系。 最后,赵春山教授还补充表示:事情(的处理)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问题还必须要等台湾方面的人到大陆去,大陆方面也要经过审批厘清事实的真相,之后才能有定论。目前为止,不要太快地下结论,不要太快地作出那么强烈的反应,(如果这样)都是一些不理智的、不理性的。还是要冷静下来、坐下来谈。过去两岸打击犯罪,其实合作的蛮好,过去几年来,有关诈骗的案件减少了很多了,就是因为两岸之间有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
第四届国际核安全会议3月31日到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召开,其中有关亚洲的核安全是本次会议的焦点。今天本台连线采访,台湾防务杂志主编郑继文先生,请他就此问题进行分析点评。 法广:郑先生你好,就在国际核安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输出干扰电波,平壤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核武活动,是想表达什么呢?这一举动对峰会会有什么影响? 郑继文:朝鲜这个动作很明显的就向国际上表达朝鲜的立场,也就是国际上的强权,特别像美国和中国还有很多相关的国家,对核安全虽然有他们的看法,但对诸多问题想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朝鲜认为:这些针对朝鲜的计划,朝鲜是坚决反对,他发射导弹那其实就是表达反对的态势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朝鲜)所认为各国针对核安达成的任何措施,并不符合朝鲜的利益。 朝鲜为什么发展核武,其实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也就是在美韩年度,以及针频繁的针对朝鲜的演训的状况,特别我们知道目前进行每年一度的美韩“关键决心”和“秃鹰”系列演习,美韩给朝鲜很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年度性的军事压力让朝鲜对于自身的安全,感到非常地不放心。他们任务唯有落实和发展他们的核计划,实际拥有核武才能确保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我想这对于朝鲜半岛是一个很难解的死结,也就是说如果美韩不保证朝鲜的生存,那朝鲜必须要寻求这种作法来确保他的安全,核计划就是他目前认为最稳当,目前也颇有进度的对抗计划。 法广:为了反制朝鲜,峰会前国际社会加大了经济制裁措施的力度,连北京都少有的同意了制裁,但是感觉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是什么原因让平壤有恃(shi)无恐的呢? 郑继文:我认为国际制裁,特别是这次比较严厉的制裁,而且获得中国,从目前来看,可能配合度比较高的制裁,但我认为,这个制裁生效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反映到朝鲜感受到的压力,我认为还要一段观察期。那么这个观察期(就需要)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我认为朝鲜在断绝外来的实际援助,以及他的资金运转困难的情况下,挺下去的难度和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未来这种他(朝鲜)展现很强势对抗或支撑的态势,以现有的势头,我认为很难持久,因为比较按照之前大家所了解的朝鲜他自身在粮食、能源、还有很多民生运作所需要的来源,严重仰赖中国(大陆),在中国配合制裁的状况下,朝鲜有可能最后要低头,释出一些善意;否则的话,朝鲜民生机器的运作困难所衍生的问题,可能会对朝鲜共产党的统治形成比较大的挑战。 法广:在朝鲜核问题上,北京对平壤到底还有哪些影响力? 郑继文:北京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比外界想象的好像要略低。包括第四次朝鲜的核试,还有不管是发射卫星还是导弹,北京都不能发挥关键的、所谓的刹车或是阻止的作用。因此北京对朝鲜实施影响力,国际上颇有些松动。但我认为,即使北京对于朝鲜这些重点计划,没办法让他放弃或是延缓;但是不可否认的,北京对于朝鲜非常仰赖的,像:粮食、燃料,和其他相关的物资供应,其实都占有关键的重要地位。那北京之前为什么没有好好落实这些国际上的制裁?其实北京的盘算是不希望朝鲜因为动乱而成为一个频于崩溃、甚至崩解的国家,因为这样的结果对北京来讲,是一个灾难性的,特别是难民问题,可能让北京难以支撑。 另外,朝鲜作为隔绝美韩这一块朝鲜半岛的缓冲国家,他对北京来讲,也有不可放弃的缓冲地带的一个角色,因此在有所顾忌的状况下,过去北京对于国际间施加对朝鲜的各种制裁,是采取比较弹性的作法,说白了就是不那么严格地执行制裁。但是,朝鲜作第四次核试以后,已经触及了北京的红线,北京也希望朝鲜半岛落实所谓的无核化,那朝鲜加速推进他的核计划其实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作为边境的缓冲国,但有核的朝鲜可能把缓冲国的战略价值两相抵消,利弊相抵的结果可能会变成负数,因此我认为北京这次配合国际上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就还是会让朝鲜必须要进行某个程度的妥协,否则他的国家运作,我认为他的困难和一些负面的影响会逐渐、逐渐显露出来,进而危及金正恩的实际统治能力。 法广:这次峰会对朝鲜是否能起到制约作用呢? 郑继文:这次核安会议谈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全球性的很多核议题,朝鲜核问题是其中一块。由于之前,包括美国、韩国、日本还有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等,对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其实各国之间共识都蛮高,之前也落实了联合国的制裁,这次核会议只是可能把各国的立场宣誓一遍。这当然与实质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为它的宣誓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毕竟之前出的制裁需要时间来展现它的效果,因此在核安全会议不会对朝鲜核问题释出近一步的手段。 法广:同是核武,伊朗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和缓,就那么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能不能借有所鉴解呢? 郑继文:我认为伊朗和朝鲜是不同的两个国家,相关的客观条件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伊朗来讲,它的周边并没有面临像朝鲜频繁的、敌对的集团, 频繁地进行针对性的军演。朝鲜这部分感受的压力是十分明确的;另外,伊朗的国际环境也比朝鲜要好很多,朝鲜在国际上的被孤立性是远高于制裁解除前的伊朗。因此两国的整个条件,我认为是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朝鲜核计划和美韩对它的压力是环环相扣一个难解的结。 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同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看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强制朝鲜单方面的作为,美韩这部分也要释出些善意、或者改采一些更有弹性的做法。我觉得这对解决朝鲜核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积极性的效果。 法广:另外中东的圣战威胁为什么也是这次核峰会的关注点之一,伊斯兰国圣战恐怖组织会不会也会拥有核威胁呢? 郑继文:我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它是以非传统方式向各国渗透,虽然各国对核设施和核武的管控能力相对还是蛮严格的,但不排除这里头有漏洞,让圣战士能够取得一些核武、核设施或核材料,让它具备某个核武能力。 但是,我认为另一个更值得关切的问题就是:那些圣战士未来是否对各国的核电厂、核设施进行恐怖攻击,进而衍生可怕的核灾事故。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发生的几率,可能比圣战士拥有核武的危险性来的更高。这部分我认为是值得未来关注的部分。尤其是之前布鲁塞尔的恐攻,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些圣战士曾打算攻击比利时境内的核电厂。那这说明这个威胁其实是迫在眉睫,不是虚化,而是确实发生在现实的状况。因此未来,包括核电厂等等、核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我认为各国更应该在这个部分更为落实它的安全,以免衍生出一个核灾这样的灾难性事件。…
距离台湾新选总统蔡英文520正式就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将如何表述两岸关系无疑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在台湾政府更替前夕,两岸各方任何异动表示都尤其受到舆论的关注解读,本期《全球连线》节目,我们就电话采访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陈一新教授及台海近期新闻动态做一分析。 台湾法务部长罗莹雪3月28日到4月1日率团到中国大陆进行为期四天的司法交流,这也是台湾在任内访问中国大陆的法务部长,因而在台湾引发反响,首先您先谈谈对这个访问的看法好吗? 陈一新: 好的,第一点我想,双方法务部长见面在两岸间是一件大事,不过这个与“习马会”之后呢,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自然发展”。第二点,我是认为,大陆也是有意做给民进党看,因为民进党到现在,还不清楚520演说蔡英文会讲什么?大家都还不知道蔡英文会讲什么,假如她的讲法能够被大陆所接受的话,那么两岸未来不止法务部长,只 要是不涉及外交、国防的部长,大概都可以密集交流,这也是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希望蔡英文在520演说能够说出大陆能够接受的话。 第三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现在国民党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卸任,离开政府,然后新政府上台,大陆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给国民党一个表示,表示两岸的交流并未减少,反而有升高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样也就表示,国民党 和共产党之间,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里某种政治意涵就很清楚地表达给了蔡英文政府,希望之后蔡英文政府也能承续两岸之间在马英九政府过去8年任内所达到的成绩,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与成就。 访问消息一出,在台湾朝野引起了不少反响, 尤其是在民进党一方,有民进党立委表示对消息感到错愕,对在520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做进行批评。对此您怎么分析这些反应? 陈一新:我是觉得在520之前可能还不止这一件事,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特别已经跟台湾断交两年多的甘比亚恢复邦交,这也是在520之前做出一个姿态,所以说,未来还不可以排除520之前可能大陆还会有一些动作,主要就是希望蔡英文在.20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一些能够让大陆接受的话,当然包括九二共识、一中意涵的一些话,如两岸同属一中、或者是“一中框架”等等。 在5.20之前确实两岸的互动非常敏感,最近收到媒体关注的还有一个是 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同时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发出了出席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的邀请,中国大陆方面反应似乎比较冷淡,这是否也是在向台湾方面示好? 陈一新:也不见得,因为第一,习近平过去的习惯、 包括中共前之前的领导人、胡锦涛等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去到与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访问,胡锦涛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但是这也要看520之后,蔡英文的讲话或者表现能够让蔡英文满意,假如满意的话,双方领导人在那边有一个“蔡习会 ”当然也不错, 假如不满意的话,说不定习近平去就等于将了蔡英文一车,因为习近平去的话,在那么多收邀请的国家之中(有几十个国家受邀),习近平当然会备受瞩目,那么相对之下,假如两岸关系不好的话,蔡英文就会被冷落在一旁,而这个可能也是巴拿马总统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习近平要是去的话,算是给巴拿马一个很大的面子,而蔡英文去的话,当然也是邦交国,但是毕竟没有习近平大国领导人的地位那么高。 所以说,两岸关系好的话,一切都好解决,不但会有“马习会”“习蔡会”,而且也会有更好的,可能单独在第三边举行“习蔡会“都有可能。 在520之前确实还有许多的“动作”,巴拿马邀请是一个,法务部长首次访大陆是一个,大陆和甘比亚复交也是一个,未来还不止这些。 在台湾方面,另外一个新的动向是国民党最近选举洪秀柱为新的党主席,该事件对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一新:洪秀柱当选之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就发贺电给她,一方面强调国共关系将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发展,另外习近平也呼吁她能够继续接受九二共识,所以从这样来看,两岸关系即使在520之后没有那么好,但是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会好,也就是国共之间的关系可以稳定两岸关系的另外一个新的支柱,因为国民党虽然没有执政了,但是国共还是可以在两岸之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进党未来执政之后,假如真的是蔡英文的讲话没那么让大陆接受的话,大陆可能因为国共之间的关系不会立刻对民进党下重手。像萧万长这次去博鳌会议时就全大陆总理李克强了解台湾的一些状况,要有水磨一样的功夫来和台湾慢慢磨合,避免一下子就好像要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之前中国大陆在两会期间,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都始终强调九二共识。 陈一新:假如没有九二共识,大陆会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就像含一中内涵、或一中框架,这些一中的问题可能更难让蔡英文启口,因为民进党也更难接受。九二共识还算把“一中”隐藏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下,算是对民进党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只是蔡英文觉得这是一个国共共识,所以一直反对到底。 那下一步就要看蔡英文如何表现了? 陈一新:看她的520演讲,520是重要的一个点,假如好的话,两岸关系可以继续往上攀升,假如不好的话,可能就算不地动山摇,两岸也会走入冷河,或者是平平淡淡地交往,但两岸关系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不进则退,不进步就自然会退步,包括过去签署的23个协议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有些可能会执行不力,执行的不够热心,使两岸关系无形中就会倒退, 甚至陆客必定最明显地也会在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兴趣减少之后慢慢减少。 主要是大陆放什么信号,假如两岸关系继续与以前一样的话,也就是蔡英文在520演说中说出一些让大陆接受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发展将不只是目前两岸两会及一些重要的谈判才需要一些次长或司长去达成,部长也可见面,未来两岸关系将越来越紧密,这可能对蔡英文也是一个incentive-诱因,希望她能说出一些让大陆接受的话,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讯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0日开始对古巴进行88年以来的首次历史性访问,备受瞩目,美古关系从多年的宿敌紧张到缓和、恢复邦交,逐渐向正常化发展,个中曲折,无论官方民间都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今天的“全球连线”,我们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就访问及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对古巴开放的影响谈谈看法 3月22日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首次会谈,被称为是为15个月之前宣布开启恢复邦交进程画上了一个句号,您是怎么评价两国经历曲折,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的? 王军涛:我觉得其实在冷战结束之后,古巴迟早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不准备去左右古巴的政局的话,也要与古巴谈判,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冷战结束后这么长时间双方才开始这个进程其实我都觉得有些太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端,古巴对美国来说虽然很小,在经济上可以说无足轻重,但是古巴对美国来说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美国在古巴有一个军事基地,而且古巴如果长期反美的话,还是会给全球的反美的势力在古巴那里寻求一些基础支撑的话,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第二,古巴还有大量的难民在美国,而且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政局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像此前小布什在有争议的选举胜出时,就有人讲,当时如果不是克林顿的司法部长强硬地把一个古巴的孩子送回古巴的话 ,那么古巴的这些传统的投票者会投民主党的票,民主党本来不会失去那次选举,因为当时的那件事情就使得佛罗里达州的选情出现了逆转,导致了共和党胜出。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评论,我就讲在两个方面古巴对美国还是比较重要,那美国对古巴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管在全球什么地方,美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之一,那么在拉丁美洲美国具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它就更加重要了。 就美古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尤其是在双方共同进行的记者会上,卡斯特罗首罕见地回答记者提问,在被问及古巴关押政治犯的问题时, 他的回答带着“挑衅”的意味,您怎么看这一表现,双方在人权、民主方面的分歧是不是充分体现? 王军涛:我觉得奥巴马还是把几个问题都提出来了,其实其中有几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自由的问题,因为就在奥巴马访问的前两天,古巴还抓了几十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其实是一批政治犯的家属,他们在举行示威时被抓,还有是奥巴马在访问期间可能也见了一些异议人士,这样也使得卡斯特罗很不高兴,古巴政府很不高兴,但是他们对这些方面还是允许做了,这是表明他们愿意在这方面开始做改进,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非民主政权在做所有的改进的一个前提条件还是,还不能动摇他们的统治,就说明他们在做这个改进的时候这些东西还不足以影响到他的统治。 另一方面,双方还对关塔纳摩的基地等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相信奥巴马总统是在私下谈的时候或者闭幕谈判中非常坦率的地对古巴的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进行民主自由的改革,允许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国对世界上所有的极权国家政府在进行谈判时都会例行公事把这些提出来一样。但是对古巴来说,他可能现在还不太习惯,因为一个是在此之前他们有很多的纠纷,还有就是古巴现在谷歌开始接触这样的谈判,要听美国总统这样坦率的语言会有些不习惯,像中国等国家(对此)就已经很习惯了。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把这些话当作是一个挑衅,而只是当作是一个例行公事。所以卡斯特罗在会谈完之后有些不高兴,于是就在记者会上就开始发出了自己的一些带挑衅性的声音。 奥巴马此次访问的安排,除了与劳尔卡斯特罗的历史性会谈之外,也包括一场美国古巴棒球赛,接见古巴不同政见人士、以及在哈瓦那大剧场对民众发表演讲,但是并没有会见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安排,您怎么分析他的访问安排,包括他与民众的接触? 王军涛: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去见老卡斯特罗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回避一个尴尬。因为美国和古巴开始恢复外交正常关系的这个决策肯定是老卡斯特罗做的,他在做这个决策之后,如果在第一次会见就出面见的话,出现双方唇枪舌剑的话就很尴尬,因为老卡斯特罗的性格以及在对美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强硬的,这种情况下不能表现出软弱,所以就怕这个谈判进行不下去,我想(这样安排)主要是回避尴尬。 但是我也想不排除这个可能,如果当他们双方谈得不错的时候,老卡斯特罗来破例、或者是出乎意料地与奥巴马见面,而现在看来双方还是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争论得比较激烈,所以老卡斯特罗就没有出来,另一方面,美国总统要见异议人士,这也是美国总统的一种平衡,如果他不见异议人士,确实他很难对古巴的异议人士做出交代。因为古巴的异议人士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异议人士不一样,他们在弗罗里达州有很多的选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局),而且古巴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政治中的具有象征意义很大的国家,美国的历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表现出太软弱,所以美国总统在访问是一定要见异议人士,如果不见异议人士就很难做出交代。 比如像那一年希拉里去北京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此之前,她还要给异议人士分别写一封信,阐明自己要去说些什么,这样做一个平衡,像小布什去参加北京的会议之前,还要在白宫见比如像魏京生、热比娅、吴宏达、龚小夏等几位中国的异议人士,以此表示平衡,这次的安排也是。其实,这种礼仪性、象征性的会见表示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妥协。 至于民间的一些活动安排,这也是美国总统一般喜欢做的事情,选出一些两国老百姓都比较关心的,都可能的一些场合去进行访问, 这是美国总统亲民性的一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嘛,应当与老百姓有一个比较近的距离。 不少报道说,古巴 的老百姓都非常期盼着奥巴马的到访,显然是希望以此两国关系的改善能给古巴带来更多的开放改善。而在访问之际,美国网络巨头谷歌表示,将在古巴扩展其宽频网络的覆盖和WIFI服务,这是对古巴人最切实的好处。 王军涛: 对,在美国和古巴的交往中肯定古巴人民会获得好处,包括那些曾经反对美国并且还在反对美国的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因为你要是看一下,奥巴马这次来之后,其实还是签了一些具体的合作协议,包括像航班等等,这些具体的协议都能让古巴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到美国来访问,不刚是在资讯上,而且实际上能够到美国来访问,加强两国间的交流,这对长期的遭到封闭的古巴人民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情,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关于合作打击犯罪的(协议),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对得到一些好处,而古巴可能对提出来,古巴要逃出一些他们要进行政治迫害的人,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因为其实就在奥巴马要访问古巴之前的时候,美国还接纳了18个从古巴坐船偷渡过来的人,在这次偷渡中另外还有九个人已经被淹死了。所以这些问题也都是古巴和美国政府在进行合作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这次访问之后,您对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发展及对古巴政治民主的影响有什么预期? 王军涛:我觉得从长远看古巴可能会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一样,最终会走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反复,不过到老卡斯特罗如果去世之后,这个进程可以加快,那么美国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可以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但是说实话,我也研究得不是那么多,不过我在想,古巴以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可以在美国强大的辐射力下、在冷战结束之后还能挺在那里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也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可能是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使得它还能保持现在这个制度的惯性,和它现在这样一个内政的惯性。…
倍受舆论关注、酝酿近十年的慈善法3月16日在第12届中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慈善的基本立法,官方表示出台该法是旨在鼓励慈善活动,促进脱贫、实现政府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少评论因而称其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该法的产生也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批评,从对其内容的不完善到甚至称之为“恶法”,今天的《全球连线》节目,我们就邀请居住在德国著名作家和时事评论家长平先生以及网上签署反对该法的谢长祯先生谈谈他们的看法。 慈善从过去对中国人一个并不很正面的概念到现在的慈善业,的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转变,政府此时出台慈善法是不是形势使然,您对这部法律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长平: 首先,慈善业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管理, 慈善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情,在中国尤其是历史悠久,但是近年来个人求助或 者帮助他人募捐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社交网络十分普遍,其中真假难辨,充斥着大量的欺骗行为, 有些虽然不是欺骗,但是操作程序不透明、帐目不清楚,也可以说是损害了慈善业的信誉吧;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更应该得到规范,欺诈者也应该得到惩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出台以限制各种募捐行为、维护国家或者半官方慈善机构的垄断地位,如果是整个慈善法体现了这样一个倾向,那么我认为这个法律是非常成问题的,非常可疑的。 官方表示,出台这个法律旨在鼓励慈善活动,促进脱贫,但不少学者也担心该法会不会本末倒置,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和管控权力。 长平: 是的,首先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慈善不是政府的工作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第三部门。所谓社会第三部门,就是在政府组织和市场交易都不能解决问题之外,通过民间社会来抚危济困,在中国特别是近几年,政府一直通过各种办法,甚至是直接地取缔组织或者关押NGO人士,来打压民间社会、打压各种NGO组织,这种行为和所谓促进慈善业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出台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舆论解读也是看到了它对民间募捐的限制、以及它对官方以及半官方组织垄断地位的维护,另外它也强调,所谓慈善组织不得从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利益的活动,这个范围是非常大,这个范围它本身不应该非常大,但是从近年来,政府所抓捕的这些异议人士来看,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行,哪怕只是在微博上发几句牢骚,都可能被定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慈善组织受到很大的限制,几乎不能从事政府组织所能从事之外的、它作为社会第三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视作犯罪, 法律有关对个人不能公开募捐的规定引发不少讨论和质疑,网友的讨论甚至提到该条可能涉嫌违反宪法中对老、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从社会上获得帮助权利的立法,您分析如此争议之下,为什么对这条最终还是通过,禁止个人的公开募捐,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长平: 刚才说了,个人募捐在网络山可能对于相对于别的成熟的社会可能是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别的社会,当个人遇到困难,可能有更多地渠道去找政府部门、或者去找慈善组织解决,在中国说实在,如果个人遇到问题,去找政府、包括去找那些官方批准的慈善机构,它的大门是关死的,几乎没有途径。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的欠缺,遇到问题个人或朋友到网上求助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特别是比较严重的,涉及到金钱方面的、治病或个人灾害等困难,这是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说个人募捐之所以盛行,根本原因在于那些具有资格的慈善机构作风官僚,黑幕重重,拒绝公开详细帐目,腐败随处可见、办事效率不高、甚至只收钱、不办事,民间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官方的社会保障又存在很大的问题,爱心捐赠也没有出路,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么中国政府要想解决困境,首先要去对症下药,找到这个基本的原因,但是现在的慈善法主要是要限制个人募捐,而不是主要去解决以上说的那些基本的原因,那这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中国人大会之际公布的数字说,社会捐款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人民币发展到目前的1000亿,这确实也存在对贪腐监管的问题。 长平: 对,但慈善法对慈善业的监管,尤其是针对中国已经出现的这些贪腐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它是有一些规定,比如规定不得摊派或变相摊派。但是对于这个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说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主要的一种募捐渠道就是通过单位或者机构企业进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根据这个法,它只是规定如果有这样的作为,上级机关或者监管部门要责令改正或者依法处分。问题是这样的相应的处分或者纪律其实一直都有,那么和下级部门同一体的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为什么要责令它的下级部门改正或者要给予它处分呢?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理由,(慈善法)对这一点的规定是非常弱的。 而且和以往一样,很少有改进,也很难看到有更大的改进空间。可以想象,中国慈善业存在的弊端仍然会存在,而对个人募捐的限制会导致更多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居住在湖南的谢长祯先生可能就是长平先生所说的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他参加了网上签名,支持此前人权律师王全平有关谴责慈善法的声明,他这样向本台表示。 谢长祯: 作为个人应该是有权利(公开募捐)的,不能被他们以一种“恶法”来限制受害人、贫困人。 您主要反对的一条就是禁止个人帮助非亲非故的人网络捐款是吗? 谢长祯: 对,他们自己把钱撒到国外去,不也是非亲非故的吗?他们可以干,为什么我们国内一般老百姓不行?他们撒出去的钱起码是上百亿, 您认为网上发起的各类捐助活动是合理的是吗? 谢长祯: 当然了,他有自由,也有权利,对贫困者进行捐助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要人家饿死街头、流浪吗? 不是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机构,可以通过这些部门。 谢长祯: 如果一定要通过什么红十字会,你应该 也知道,我们大家对这个红十字会有很大的反感了,都被他们贪污了,郭美美也好,(其他人)也好,后来汶川地震,香港的捐款都是自己亲自送到当地部门去。 也没有通过红十字会,这个红十字会的信誉谁还相信呢? 您个人是否做过捐款或者受到过捐助? 谢长祯: 也有,偶尔(会有),但是很少,我觉得捐款之后会觉得心情舒畅,当然都没有通过红会或者什么政府组织捐款,也没有那个能力。只是偶尔小小的(捐助),在街头上看到乞讨的,也可以捐他们一点点,中国传统的教育行善是积德,(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宗教部门、天主教、基督教等等。 当局责令私自募捐要停止运作,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谢长祯: 主要目的我估计还是针对公民活动来的,公民活动也包括律师,律师也可以是公民,像上一次抓了那么多律师,人家要声援、捐助 他们都处于一个很难的境地了。 你像我哥坐牢, 他在牢房里也需要捐助,我哥谢长发中国民主党的,他2008年被抓的,2009年被判了13年刑,现在在湖南省13监狱坐牢,有一点捐款至少对他们在牢房里的人、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民、国家都有积极的一面,让他们感到有外面的温暖渗透到牢房里去,这都是志愿者支持着他的生命。…
本次《全球连线》专题,我们邀请一位熟悉法国经济与金融投资方面的专家让-保罗·张(Jean PAUL ZHANG 中文名:张万申)先生就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影响做一分析。张先生曾常年在法国金融界担任集团高管。先后为包括Adidas、法国核能公司COGEMA(现名AREVA)、索福瑞(SOFRES) 公司等多个欧洲公司中国业务提供投资战略服务,也是有关中国时政财讯期刊《 la Lettre de Chine》的创刊人。 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GDP增长数值降低到了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这种下行的趋势越来越引发外界的担心,表现在股市动荡、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等。是否应该对中国经济下行担心吗?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增长后开始走缓? 张万申: GDP增长数的确如你所说的为25年来最低,但是同时要看到,从绝对的数字来说,这是第一次中国的GDP超过了十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值。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GDP超过十万亿美元,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就是说,从绝对数来说,增长还是绝对可观的。 增长速度减排慢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计算总是从基层开始,如果经济比较弱,如果有发展,发展力一开始总是很高的,国内有过很多次达到两位数增长,但是现在计算基础越来越大,不可能像原来的(增长水平)。 另外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转型,这个转型也不是刚刚开始的,两、三年来已经开始在做了。转型实际上是国家用了很多政策,尤其一点,是货币政策搞得很严,前两年搞得非常严,对货币的流动量有很严的控制,为什么这么严呢?是一种方式来排除那种比较浪费的、重复性的投资。另外发现过去那种发展形式, 当然对GDP来说实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从质量上来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环保方面也好、在利用资源方面也好、在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的现象等等,总的来说,就是浪费的现象也很多。 要转型,就是不要完全依靠投资和出口,就是要靠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消费,那么这两三年以来,在这方面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要等到去年股票市场发生大的动荡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逐渐降息,在这以前一直控制得很严,货币数量的专家率在2015年整个一年其实发展不快,只加了百分之13点多,主要就是要淘汰一些过时的、不赚钱的、浪费的那些企业,官方的目标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量,杠杆其实就是用贷款,用贷款来代替制作资本。太多的杠杆,靠贷款投资的话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会有泡沫;库存就不用说了,你看那些空置的房地产 ,住的也好、用的也好,那么也要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 还有产能的问题,产能问题就是投了不知多少次同样的传统工业、煤矿工业等重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内的项目,太多,各地方都要建自己的钢铁厂、水泥厂等,那么到了一定数,确实就饱和了,而且十分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转型的话,就必须要卡,第一是用货币来卡,第二是在财政政策比较谨慎,国家不是像前几年用预算的赤字来刺激经济,没有这个事情,在国内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么一来的话,当然投资数额当然就比前两年低了,但是你看,在计算GDP的时候,最大的部分,其实最快最能表现出来GDP有发展的部分是投资,我限制投资、或者我投资的质量要提高,这么一来当然马上就引起了GDP往下,但是同时仔细看的话,里面也有许多好的现象,比如的确消费比原来占得的比例比较多了,就 业方面、服务业比生产业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一些比较新的现象,非常重要,就是说消费如果在GDP当中原来的百分之30多上升到百分之50以上,的确是一个转向。 但是转型也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GDP开始减慢,在有些领域里就会发生困难,甚至发生失业破产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现在其实很复杂,有些非常好的领域,也有很多是比较老的、浪费的、受益不高的领域。那么高新企业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传统型企业,这么一来,总的来说,就表现在GDP开始降速。再加上出口,出口现在也在降,出口去年的确是降了百分之1.8,但如果看进口,进口降得更厉害,降了百分之13多。进口降低当然也有很多因素,首先是有些生产领域速度比较慢,需要的资源也比较少;另外就是资源价格全世界普遍下跌,统计下来数字也就比较低了。你看,石油一跌就是跌70%,总的来说,出口和进口加在一起算的话,是5500亿美金的顺差,还是很可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多是此前就可以期待的,并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如果万一在政策上、地方上发生什么情况,或者在国际环境上发生什么问题的话,慢慢降低的速度会受到影响,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危险的地步,目前我看不出需要特别担心的。 有关股票市场又是另外一回事,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实际经济、实体经济并不是由直接联系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期间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降温了,在慢慢地降,结果股票市场反而在涨,涨了150%,所以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其实关系不大。 另外就是股票市场的动荡会不会对中国国内的消费带来影响? 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在西方国家的确是股票市场上升的话,居民一般会觉得自己有钱了,潜在的财富很多就开始消费。国内呢对股票市场的看法好像还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拿钱是像上赌场一样上股票市场,(股市)上去了就好,下去了就拉倒,有点这样的态度,当然心里也恨、也骂,说为什么我的运气不好,为什么又下来了,但是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已经开始学到的新的消费习惯。总的气氛可能不好,但是对总的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出现的下行,您分析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困难,还是预示一个长期的衰败? 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张万申: 据我个人分析,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弯转的好的话,问题不会太大,就是说目前的困难之时暂时的,何况已经看到一些效果,刚才也提到,那么当然还有很大的因素,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困难应该是短期的、或者是中期的,我不太相信会是长期的,讲来讲去,全球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在3%以上,当然过去几年好的时候是超过了5%,但是现在是百分之三点多,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分析,总的来说,前景还是有的,当然你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因素都加在一起,都变成负面的因素的话,那将是不得了的,看上去会很可怕。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经济虽然跟国际经济目前有了离不开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主要依赖要转移的方向,第一是国内消费,第二是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投资,所以总的来说,当然受到西方暂时性经济困难的影响,但是西方其实刺激经济的现象也很多,西方经济也是短时期的困难,所以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看到的目前中国的那些情况不会是长期的。 刚才您谈到了人民币,在不久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国际股市“大鳄”索罗斯放言说他做空了人民币,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反击论战,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分析?人民币的疲软和中国资金外流的压力是否会持续? 张万申: 我想讲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了解到一点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媒体系统,一个很特殊的媒体系统,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反应法的很特别的系统。金融市场上说的那些概念都是特别抽象的,一般的人不一定都非常理解那些概念,因为有这些听懂听不懂的语言,造成一种心理,产生很兴奋或者很悲观的情绪,这都是金融市场本身的东西。 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博弈的地方,千万别忘了所有市场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地方,但是后来有了杠杆的作用,即有了期货等等,很多小鱼也可以通过杠杆去和大鱼斗,而且斗得引起一些很奇怪的形象,在这个背景下,媒体传出的信息调头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中方现在好像开始发现这一点了,过去你不发声、不说话的话,市场会来撩拨你,如果你回答不会,会引起正好与你期待相反的反应。你说好,他反而不买你的帐,反而会继续抛,你说坏,他反而开始买,这是很怪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看中方现在对这个问题比较警惕,像这么重要的货币问题没有像过去那样不发声了、不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人民币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索罗斯你不反驳他,的确市场会慌的,这会对中国的金融地位有打击,这个问题我发现这次他们反应很快。 但是说到底,索罗斯其实也不太可能把人民币搞垮,因为中方在这方面力量是巨大的,他现在手中外汇储备是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过那么多的,跟当年索罗斯92年底攻击英镑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我注意的一个倾向就是看,中国的那些主管单位、市场的监管单位或者中国人民银行,他们现在在舆论上、在媒体里发表言论的姿态在逐渐地改变,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西方的主管单位和中央银行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学会怎么样来防止市场过分的反应。…
本次“全球连线”节目时间,法广连线采访香港开放网总编金钟先生,请他谈谈开放网的最新内容。 就有关《纽约时报》证实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已经在美国申请办理政治庇护的消息,金钟先生介绍说:现在普遍的报道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令计划把大量的国家机密交给了令完成,而令完成已经证实是到了美国,那很自然这就意味着令计划所拿到的国家机密,已经在令完成手上,而且《纽约时报》都大幅照片登出来,所以针对这件事情,金钟先生认为 : 第一说明令计划的确很有计划,他是所谓的大内总管嘛 !大内总管知道的事儿比谁都多 在中共党内、在高层。 跟据以前的经验来看,虽然他(令计划)的级别不一定有政治局常委那么高,但是也是政治局委员这样的一个待遇级别,可是在职务上面,他远远地高过一般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是一个总管家,它(中共)的高层组织结构是需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其他高级领导人的秘书都不能代替的,他就是掌握全局的。所以他(令计划)就早知道他已经危在旦夕了,下一步肯定要收拾他。所以他就安排了这么一个步骤。而且在令计划被双开之后,官方的罪名中也有一条说他非法获取了国家重要机密,所以这说明了,令计划的罪状肯定有这一条。他(令计划)把国家的、可能是最高的、核心的机密交给了令完成带出国,这一点是肯定了。 针对中美双方如何对令完成手中掌控机密会有什么反应?金钟先生分析指出:令完成不是高官,可以说是一般的人,他掌握的秘密等于说是很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当然也就可以保护他自己在国外的安全。这些机密的东西对中美双方来讲,美国当然肯定要加以利用。金钟先生个人认为:这次令完成要在美国,尤其是要(求)政治庇护,美国官方当然也不会放过他呀!无论如何,多少要放一部分(秘密)给美国政府。 针对手握情报的令完成会不会和北京讨价还价,金钟先生认为可能性不大,第一:因为现在习近平他们并不掌握令完成手上到底有些什么,那就要看令计划会怎么交代,令计划如果避重就轻不完全交代,也拿他没办法。所以现在来说,要令完成不交代、或是少交代给美国,来换取对令计划轻判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令计划摆在那里肯定是重判,但也不会判死刑,这是明摆着的。所以对于令计划来讲,判死缓也好、判无期徒刑也好,二十年也好、十五年也好,反正是一回事。令完成反正在美国是安全的,中共方面再怎么宽大他也不会再回国了。 法广:习近平上台后,就开始反腐,反腐一直不停,近期又开始严厉打压维权律师,他如此强势的执政,您是怎么看的? 金钟先生:是,所以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最近在香港、台湾所了解到的一些民情、政情,因为我的老朋友都是在媒体独当一面的角色,当然现在有的退休、有的还没退休,他们(的看法)都很有见地、也很有资讯,这样一批人的看法,我作了一个简单的报道。现在呢,有两派意见。 一派对习近平非常的看好,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不可动摇的。按照中共现在的任期制,习近平只能作十年,但是现在有人就认为:再作十年,他(习近平)都敢。有这种说法,但我本人也是不敢认同,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个条件。但是确实有些人并不是认同习近平的权力,而是认为他的确是很强势,现在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他的强势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任内都是没有的,江跟胡两代人只是看家的;而习大大就不同,他是以少东家的身份出马、掌权。所以他才表现出这样的强势,这是我(个人)的了解、我的理解的这一派的看法。 但另外一派的看法就认为不是,对现在习近平的统治,有人说是外强中干,当然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但至少显示他内部有很多问题,他(习近平)解决不了、摆不平。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表面上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是经济暗藏的问题是很多,不久前的股灾就是表现,还有一些理由。另外,从政权方面来讲,这一派的人都认为他(习近平)的基础是不够的,军队是抓了大部分,但是在公检法,他只占了一半;在意识形态,在文化方面,他只占了很少,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尤其干部不够、人马不够,现在他(习近平)不断地把他在浙江的、福建的那些地方干部提到中央去,国务院、中央是一个大的系统,可以有很多人马,可以上升到最高领导层的,(他没)有。所以这也是我听到比较多的人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认为习近平也就是作个十年,两任。那么他的真正目标就是使,他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有很大的危机,就是说共产党的这条船正在下沉,他就要让这条船沉得慢一点、时间更长点而已,就是说不要在他手下完全翻掉。 最后,金钟先生补充表示说,近期三个月,他在香港、台湾所看到的,就这两地与 北京的权力中心 就是习近平核心渐行渐远,尤其是香港,从去年的雨伞运动占中,到今年六月立法会表决整改方案的大笑话,可以看得出来,在香港,不仅是民情,甚至于政坛,连左派内部都有一种气氛,一个是对北京没有信心、另一个是对香港的未来,整个局势是有一个悲观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香港年轻一代,这些都是问题,台湾就更不用讲了,这次民进党又要来一次政党轮替了。针对以上种种,这些应该都是对习近平的很大挑战。如果不看清情势,不作根本的改变,尤其是政治上的改变,局势将很难收拾。…
台湾大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三度政党轮替的余波却远没有消散。围绕两岸关系的可能危机、年轻世代的台湾认同等问题,本台记者在台北实地采访了台湾南华大 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声平先生。胡先生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近十年来专注于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区域研究 等领域。他在密切观察此次大选后,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表示深切的忧虑,甚至大胆预言,北京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的长期准备。 “国退民进”的三大主因 RFI:刚刚结束的台湾总统大选,最终以蔡英文获胜告终。您作为长期观察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学者,在最近一次演讲当中罗列了导致这种局面的十几项原因,但是在其中如果要归纳出三个最重要因素,您怎么选择? 胡声平 :我想第一点应该是马英九在经济上的施政表现无法满足台湾人的期待;第二点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长期耕耘,最终收获成果;第三点是整个台湾选民、特别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选民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态度上的转变。 首先,马英九在2008年的竞选中提出了“六三三”的政纲:即经济成长达到6%,而失业率和物价上涨分别控制在3%,显然他没有做到。在这种背景下,选民对他在经济上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做出“失望性投票”。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些政策的失当,包括“油电双涨”、恢复证券交易所得税得罪了中产阶级,“十二年国教”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使得许多家长不满意等等,所以民众用选票来惩罚了国民党。 其次,在马英九2008年大胜的背景下,蔡英文被选为民进党主席。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她有效地改善了民进党过去的“暴力政党”形象,同时把一个山头林立的政党整合到各派系都能服从她的领导的地步,而且和台湾新世代的观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 再次,我刚才提到的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台湾年轻人,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和此前世代不同。此前世代还有“大中国”的意识,可是在李登辉执政期间从1994年起改变了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很多台湾新世代的选民开始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其间经历两次重要推进,一次是1996年台海危机,使得台湾的“中国人认同”大幅下降;另一次则是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唤醒了新世代的台湾人认同,并且体现在这次大选当中。 在选举前后,有台湾学者根据民调进行分析认为,从2014年“九合一”选举就能看出,在新生代群体当中,大约有七成支持民进党,只有三成支持国民党,在过去十年间新生代群体大约增加320万人,如果以近七成投票率计算则是210万人,其中又有七成约140万人支持民进党,这在政党光谱上就造成了明显的板块移动,也是促使蔡英文能够获胜的原因。 RFI: 至于此次选举的失败者 国民党,您也提出了它重新执政的前景问题。以您对国民党新生代的了解,它有没有可能在八年或者十二年后东山再起? 胡声平 :我对这个问题也持比较悲观的立场。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先来看它的对手民进党,蔡英文今年59岁,从她这一辈往下三个梯队的执政人才都已经具备而且就位。现在台湾六个直辖市当中有四个都是民进党执政,其中高雄市长陈菊我们暂且不谈,毕竟她的年纪也大了,另外三个分别是台中市长林佳龙、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台南市长赖清德。在这个接班梯队中,林佳龙和郑文灿都是1960年代中期生人,八年之后都年届六十。如果说郑文灿目前没有争夺总统大位野心的话,林佳龙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宣称最终目标是竞选总统,而且目前看来他是民进党内财力最雄厚的人选,在台中市长这个职位上又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在林佳龙往下,民进党1970年出生的接班梯队也有政治新星,分别是基隆市长林右昌和新竹市长林智坚。可见民进党三个梯队的人才都已经就位,更不要说这次选举获胜后,立法院里又进入三十多个新生代立委。无论在行政领域还是立法领域,都有非常多政治人才可供挑选。 反观国民党,在大败之后立法院中只有35席,其中20多席不分区立委中多半是旧面孔,所以在立法院里很难说有接班梯队可堪大用。1960年代出生的朱立伦 所谓的“五年级生” 在这次大选中已经彻底报销了。国民党在1960、1970和1980年代出生的成员中,都没有明显的接班梯队,唯一能看到的一个清新形象,是蒋家第四代、37岁的蒋万安,但是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扭转全局。政治人物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国民党未来的发展和命运非常让人悲观。 所以我大胆地预测,无论是台湾内部还是北京方面,可能都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或者沦为中小型政党的心理准备。 两岸关系的危机预判 RFI: 在选战过程中,民进党的蔡英文一直对“九二共识”采取模糊化策略,这使得她上任之后的两岸政策走向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北京方面可能会对台湾新政府采取什么对策? 胡声平 :两岸关系是包括美国在内各方面都关注的议题,所以我们看到选后美国人非常忧心,所以它分别派出现任和前任副国务卿到北京和台北进行沟通,我们称之为“预防性外交”。至于北京,它会分几个阶段来观察蔡英文会做什么。但事实上北京的底线在大选前一年就已经摊牌了,就是习近平在2015年3月在政协的谈话中说到: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他 要求蔡英文能够回到九二共识上来。 所谓“九二共识”,目前(对北京)来说大概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两岸同属一中,二是任何人不管以前说什么,只要承认一个中国,都可以是交流对象。大陆方面已经向蔡英文明确表达了底线和立场,同时在去年的马习会上也再度向台湾民众重申,不过我认为它主要的喊话对象仍然是蔡英文。 从蔡英文当选到5.20就任之前,大陆接下来可能会做的,是观察蔡英文会不会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上,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核心意涵要到位,即回到“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立场上。如果没办法回到这个立场上,民进党方面至少要能够提出一个让北京能够接受的论述。显然,现在北京还处在“听其言”的阶段。 RFI: 如果北京得不到希望获得的结果呢? 胡声平 :如果到5.20之后,蔡英文不能回到“两岸同属一中”的立场,或者提出一个北京能够接受的论述的话,一般我们认为,接下来第一步北京首先会中断两岸现有的所有协商和交流管道,包括大陆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负责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定期协商。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马晓光在2015年12月已经公开讲过这种前景。 第二步我们要猜的就是,大陆会不会着手进行台湾所担心的行动,即全面性地挖走台湾所有的邦交国。目前台湾还有22个邦交国,而据我们所知,大概会有13-18个被大陆挖走,而且也不会有所谓“外交战”,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排着队准备好和北京建交了。 第三步我们要观察的,是会不会有经济制裁:最低的措施是限制或中断大陆观光客到台湾观光,或者是中断陆生求学;接下来更严重的是中断履行ECFA架构下两岸签署的23项协议,甚至中断台湾对大陆的双边贸易,这是最严重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其他措施,比如封锁台湾的国际空间,除挖走邦交国以外,还包括让台湾无法加入周边区域组织、或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至于军事行动,鉴于损人一百自伤五十。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暂时不太可能。 这些行动是否会被采纳,端视蔡英文对“九二共识”问题的回答是否能够满足北京的要求。当然,最终如果不能满足,北京要对台湾采取何种手段,完全取决于北京的一念之间。 北京统战难以逆转台湾年轻世代认同 RFI: 除去各种深层原因之外,选前突发的周子瑜事件,在您看来对选情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 胡声平:周子瑜事件可以说是年轻世代台湾人认同发酵的体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非常不凑巧,因为道歉的时间正好发生在大选投票前夜的晚上十点之后,所以事件通过网络快速地在年轻族群当中发酵。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当天晚上在周子瑜道歉的影片在youtube上出现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350万人去facebook上去按“赞”,(截至当时)估计约有135万台湾年轻选民受到影响。 他们最终如何投票,目前不得而知。但要问有没有影响到整个总统大选的结局?答案是没有。因为从事后蔡英文的得票数来看,并没有超过选前各家媒体的预估,朱立伦和宋楚瑜的得票也都和预估值接近。 那么此次事件的影响主要在哪里?这次台湾同时选举总统和立委,主要的关键点是影响了都会区国民党立委的选情。周子瑜事件使得年轻人直觉性的反应是“中国人欺负台湾人”,所以本来不准备投票的人改变主意去投票。粗略估计国民党在都会区的立委竞选中因此丢掉五个席次。 RFI: 16岁的周子瑜手拿中华民国的国旗被骂成“台独”,那么对台湾今天比她年岁稍长的20-30岁的年轻世代来说,“中华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台湾人认同”是围绕中华民国建构还是别有出路? 胡声平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通常我们提到“认同”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文化层次,也就是你是否是中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第二个是政治层次,就是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华民国定义下的中国人;第三个是认同层次,即你自认为属于哪一种体制下的人。 周子瑜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由于1994年修改课纲“去中国化”的结果,台湾今天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年轻人在文化和国族认同上,已经不太像传统定义下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台湾认同,是类似一个国族或者民族建立的过程。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周子瑜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挥舞的时候,她不是民进党所定义的那种“台独”,而是年轻人本来就认为,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天然连接在一起的符号,这和老一代人心目中的中华民国不太一样,后者心目中的中华民国领土还是及于整个中国大陆的 就像《中华民国宪法》或者《两岸关系条例》中所表述的那样。但是在年轻人看来,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当说到那面国旗时,他们更多地看做是“台湾国旗”,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旗”。所以当周子瑜挥舞那面国旗而被称之为“台独”时,这是年轻人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台独,只是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当她被迫通过视频道歉的时候,年轻人更加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因为拿这面旗而被惩罚? 尽管这件事同时涉及到三个层次,非常复杂,但台湾年轻人在作出反应时是一种直觉反应,也就是认为政治上的那个“中国人” 换句话说北京 在打压、欺负政治/文化/国族认同上的“台湾人”,所以情绪上的反弹就相当之大。 RFI: 在您眼中,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不会再回到中国大陆所期待的方向? 胡声平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比较悲观。人的认同,或者用术语来说,叫“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同时会受到他的父母、学校教育、同侪和媒体的影响。台湾的学校教育体系教导年轻人什么样的国族认同?1994年以来“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生根,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已经不可能逆转年轻人的看法。从媒体来看,目前“台湾人认同”也是主流。年轻人群体中同侪的影响 尤其使用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彼此交换意见的方向也与前两者相同。这些因素表现在周子瑜事件中,就汇聚成为台湾年轻人在投票选择上的反应。 对北京而言,虽然它提出了对台工作的“三中一青”(即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中低收入阶层、中南部民众和台湾青年),但是在青年问题上,不管用多少交流措施或者所谓“文化统战”,可能都难以逆转台湾八零后和九零后年轻人形成的“台湾认同”。 RFI: 如果在民心走向的驱使下岛内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质变的话,您认为对北京的台海政策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胡声平 :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向是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它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虽然软硬兼施,但台湾显然是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如果要继续争取台湾人民的向心力,必须要让台湾认同中国大陆的发展和作为,可能这就回到国民党当年曾经提出的“国统纲领”的说法,即两岸政治统一的条件之一是大陆要民主化,而且要达到相当地步才行。 可是台湾年轻世代的认同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是类似新加坡85%都是华人,但他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新加坡人,台湾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下的一个分支,甚至明确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大陆,但是认为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可以分出英国和美国,或者移民分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所以对北京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作为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二十多年来学运领袖王丹的一言一行始终备受外界瞩目。在200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王丹选择台湾作为自己的发展空间,先后受聘于政治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和中正大学,讲授“国家暴力”、“两岸关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相关主题课程。可以说,他已经从当年的学运领袖,转变成为持续关注两岸三地民主转型的学者。 王丹在台湾的生活和观察贯穿了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政府的全程,此外还亲身介入了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因此对2016年台湾大选及再度政党轮 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深入的思考。在大选结束不久,本台记者在台北的一间咖啡馆里采访到王丹先生,请他谈谈对本次大选的心得。 RFI:王先生您好,感谢接受法广中文部的采访。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不久,应当说在总统人选的结果上没有出乎意料。但以您在台湾当地这些年来的观察,这次大选有什么新的迹象? 王丹 :我觉得这次大选实际上开启了台湾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台湾民主深化的一个体现,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看到,决定选举命运的已经完全是年轻世代、甚至是非常年轻的世代,也就是20-29岁的这代人。在台湾过去的旧政治模式下,这个年龄段的投票意愿是非常低的,参与的愿望也很低,在政治生活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主导选举走向的都是20-29岁这个世代。换句话说,未来的台湾政治力量,谁能掌握这个世代,谁就能掌握政权。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RFI:一方面我们看到台湾年轻世代非常积极地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次投票率很低,只有 66.8% ,该如何理解一消一长这种态势? 王丹 :这次投票率低,我觉得首先一个客观因素是,选前大局已定,这件事本身影响到了投票率。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民进党赢定了,所以不必出来投票;而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国民党输定了,所以也不必出来。 第二,正常的民主国家投票率都不高,这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趋势。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再低,66%也还是比美国的投票率高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这本身就是民主进程导致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政治占人民关心议题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会导致投票率降低。 RFI:这次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中以 308 万票差距惨败,而在立委竞选中也全面溃败,那么您认为在未来 4 年、 8 年甚至 12 年中,国民党东山再起的前景如何? 王丹 :我个人的看法是,20年内都很难看到国民党再崛起。 这种判断主要基于几个原因:首先,国民党能够维系,很大程度是靠庞大党产,包括它的退休制度、党工、甚至包括选举当中资源的投入。目前看来,民进党将执政四年 而且很大可能是八年,在这段期间里,应该会完成对国民党党产的收缴动作。一旦国民党失去党产,就很难再吸纳社会精英参加。 其次,刚才我已经提到,任何政党想要有未来,就必须拥有年轻人;谁掌握了年轻人,谁就掌握了政权。而这正是国民党最大的罩门,就是它本身是个老化的政党,永远不清楚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因为没有年轻选票,所以我觉得二十年内看不到它再起的可能性。 再次,是政党路线问题。国民党这次选举大败,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可是台湾本土意识正在高涨。国民党未来一定要做改变,变成本土政党,可是一旦变成本土政党,就更没有可以和民进党竞争之处了。一个政党找不到和其他政党的区隔,自然就会慢慢消亡掉,因为它的存在毫无意义。 所以从党产上看,从路线上看,从党员的年龄构成上看,国民党(在二十年内)都没什么东山再起的希望。当然,二十年之后情况如何,我就没办法预测到那么远了。 RFI:国民党此前被人诟病最多的一点是,它的高层和北京方面结成一个“跨海峡政商权贵联盟”。如果这次选举预示着国民党不可避免要走向式微的话,您认为北京方面会采取什么对策?是尽力维持旧有的盟友?还是改弦更张寻找新的盟友? 王丹 :我觉得北京当然还是会以国民党为主要盟友,毕竟后者还有三分之一的立委席次,此外新党这次得票4.18%,也还算不错。所以对于北京来说,它当然不会绝望,第一它还会维持国共合作,但是第二,这种政策也不会给北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长久来看,随着时间流逝,国民党的得票其实会越来越少,它会越来越没有力量。 另一方面,就算民进党不搞台独,北京也不可能去和民进党结盟。所以北京应该还是会从工商界和媒体这两方面入手。就是希望通过经贸交流来框住一部分台湾工商界的力量,例如HTC的王雪红、富士康的郭台铭等等,另外就是《中国时报》这样的媒体力量,这是北京下手的重点。在政党方面,我觉得北京已经输光了,此后他们会投注更多资源在媒体和商界联盟上。 RFI:蔡英文上台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通常认为北京会给蔡一个“观察期”,您认为这个观察期大概会持续多久?北京可能会采取什么动作? 王丹 :通常我们谈论“观察期”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过了这个“观察期”就要怎样。但是我认为,不管蔡英文干什么,大陆现在对台湾都没有太大的办法,从导弹试射到“三中一青”、对台友善等等,各种手段都试过了,我不认为还有什么更新的做法,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观察期的问题。 只要蔡英文不朝“法理台独”方向发展的话,中国大陆还会维持一个基本的互动局面。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是“相敬如冰” 冰冷的冰,当然还有“敬”在里面,就是谁都不会去招惹谁,但关系不会像原来那么热络。 RFI:即便北京方面在政策选择上保持谨慎态度的话,我们也看到在选举前后,大陆民间都有一切看上去没有章法的举动,比如选前的周子瑜事件,选后的百度帝吧远征事件等等。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有一天和台湾日益高涨的本土认同发生正面的激烈碰撞? 王丹: 是的,我个人认为情况会越来越糟糕。中国大陆正在走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这种扩张会激化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会反映在年轻世代、包括帝吧成员这些人身上。而对于台湾来说,“太阳花世代”就是本土化世代,他们的情绪也会高涨,双方一定会产生摩擦和冲突。 目前的摩擦和冲突都还仅仅保持在网络上,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更激化,包括陆生和陆客在台湾是否会产生冲突,我其实是有担忧的。双方政府都要约束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中共要约束所谓“爱国愤青”极不文明的挑衅,否则更不利于两岸之间维持稳定的关系。总之,我的确非常忧心两岸年轻人的民族主义冲突,因为我和两岸人员接触下来,觉得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 RFI:这次大选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以 “时代力量”为代表的、倾向深绿的第三势力的崛起。“时代力量”候选人在区域立委席位上有令人瞩目的斩获。您认为这股力量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会逐渐被民进党收编、还是成为一股逐渐能和民进党相抗衡的力量? 王丹 :其实我并不像外界那样看好所谓“第三势力”,这次“时代力量”得到的票数实际并不如预期。台湾的“第三势力”刚刚开始,大概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去巩固和壮大。而在这十年时间里,我认为还是民进党一党独大,国民党作为一个中型政党存在,而第三势力则是一个小党,这种大-中-小的格局在十年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但是如果给第三势力十年的发展时间,他们应该能够慢慢壮大起来。我觉得任何一个执政党应该都是比较“右”的,他们要跟工商界、尤其跟财团打交道,要维持GDP的增长,当然会比较靠右一些。但第三势力就会有较大空间,他们可以走社会左派的路线,可以在这个路线上和执政党做一些区隔。 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取代民进党的力量,大概还需要十年时间来壮大它的群众基础。台湾基本上每年都会多一百万左右的“首投族”,这些人是第三势力的票仓,但也毕竟才一百万,所以还需要经过几年的积累,才能改变选民的结构。目前的选民结构还是对两大党有利。 RFI:相对欧美来说,台湾政治有特殊之处,其中一点是政治光谱通常不以左右来划分阵营。统独议题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这次选举中也出现了“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绿社盟)这样具有典型左派名称和纲领的政党。您觉得台湾政治会往通常意义上的左右光谱方向上发展吗? 王丹 :当然,我觉得民主的深化就是这样,从统独议题转向左右路线之争,台湾的未来也一定是这样。事实上,从这次选举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比如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中包括了蔡培慧(社会学学者、“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这样的人选,也是为了凸显政党的左翼路线。 但我还是认为,真正执政之后,政党的右倾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台湾未来的趋向就是左右之争,越来越向正常的民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是正常、健康发展的。 RFI:您怎样定义民进党未来可能的“右倾”?可能会和大财团妥协、甚至和北京方面妥协吗? 王丹 :当然不会是和北京方面妥协,我所说的主要是针对工商界而言。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经济上的重要角色还是这些财团、或者说工商界作为整体的力量。蔡英文政府当然不可能完全走社会主义左派的路线,比如奥巴马在美国这样做,共和党的反弹也很大。执政还是需要更加稳健、需要赢得工商界的支持。 当然左派对此可能不会满意,包括民进党内部的某些不分区立委也不会满意,在这个问题上以后可能会有冲突。但我觉得这些冲突都是民主应有之义,本来就应该这样,也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而且也是件好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党的竞争。 RFI:民主体制下经常出现一种现象是,民选领导人以高票当选,但是在执政一段时间后民意指数会急剧下滑,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台湾总统马英九都是例子。在您看来,这次蔡英文大胜之后,会不会在短期内重蹈马英九的覆辙? 王丹 :我觉得民调下滑是正常的。只要开始执政,就有执政的包袱。但是从多年观察蔡英文下来,以她的个性来讲,我不认为她会像马英九那样滑得那么大。蔡英文是行政官僚出身,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要说在政策上出太大的纰漏,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此外,马英九的决断力等各方面我认为是不如蔡英文的,所以我认为只要执政就一定有下滑,但不会下滑太大。 而且,台湾人等待政权转变已经等了八年了,所以新政府的蜜月期大概会比较久一些。看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能知道,其实柯文哲上台后也没有太多的直接政绩,民意也有下滑,但也不过滑到六成多而已,而六成多仍然是非常高的支持率。所以我认为蔡英文的情况大概也类似,可能会从目前56%的得票率滑到50%,甚至40%多,但也还算是比较高的支持率。 RFI:有一部分台湾本土知识分子认为,台湾应当在大陆民主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要去设定议题。以您在台湾这些年来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台湾知识分子对大陆的民主化通常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又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王丹 :以我的了解,愿意推动大陆民主化的台湾知识分子应该只占很小比例;在大陆投资做生意的中产阶级,让他们去支持大陆的民主化,大概也非常困难;对于台湾政府来说,要直接支持大陆民主化,一定会在两岸关系上造成动荡,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不认为台湾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会在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上做什么事情。当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然都希望看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至于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可行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9日开始对中东三国沙特、埃及和伊朗的访问,这是习近平的新年首个外访,也是他就任三年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就其访问的意义、中国的中东政策考量及对中东形势产生的影响等议题,我们电话专访加拿大汉和防务杂志主编平可夫先生。 总体上,中国中东外交贯彻能源保障、能源外交优先的方向不会变 RFI :中东局势动荡复杂,历史恩怨由来已久,中东局势也牵动国际神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对中东的首次出访备受关注,为什么要选在现在出访?中国加大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外交体现是出于一个什么考量? 平可夫: 首先是为什么要选在现在呢?现在油价很低,表面上看对中国有好处,可是更深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使目前对中国来讲并不是处于经济上最有利的状态,尤其是和俄罗斯谈判石油输出的问题正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所以习近平通过访问中东也是一种展示多元经济能源外交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是要进一步促使中俄间达成对中国更有利的石油协议,这一直是中国在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石油的来源稳固,因为最近一年来,尤其是新年十几天不到,它的股市、人民币兑换率相继大跌,就说明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相对萧条的状况。如果能源再得不到保障,那后发的问题就太多,所以现在积极争取能源的保障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的持续性的、较为稳固的发展,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重要。 当然表面上看,中国的中东政策过去主要以经济为主,外交、政治基本采取中立不介入的态度,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基于他个人的个性,对外政策作了很多修订,比如对北朝鲜的政策,更进一步强硬,其实他自己和中国的外交部、外交智囊也应看到,采取传统的、非政治性的介入这样的方式能否稳定与中东国际、尤其是同比如埃及、叙利亚等比较动荡的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出现更多的问号。所以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最近这三年、甚至最近五年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那就是,一方面有实际上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投资在加大,这些投资包括为伊朗新建地铁,不仅局限在能源方面,更多地涉及“一带一路”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扩张,这是习近平访问的最主要的经济的目的,而不是单纯的能源进出口,他还希望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一带一路”拉拢这些国家同中国的经济关系。 另外一个方面,最近这三、五年来军火的输出占非常大的重量,当然法国也是这个地区、包括海湾六国主要军事装备的供应国。现在很可能法国以及欧洲传统武器出口国都不得不考虑中国在这个地区军事装备扩张的问题,下周在巴林马上要举行海湾国家大规模的航空展览,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在积极争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火市场,甚至派遣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歼F17到这里展出,最近这几年通过军火出口、甚至以货换货,比如和苏丹的关系、和埃及的关系、以及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一部分的军火出口,过去这几年来都是采用能源换军火的方法展开的。 所以总体上讲我的看法是,习时代的对中东外交,以及对所有非洲外交、对第三世界的总体外交尤其贯彻的是能源保障、能源外交优先,这涉及到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同时,募易手段正在多样化,一方面是大规模投资拉拢这些国家,不单纯是过去单一的购买石油。更多地把安全保障的关系相联系起来,比如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补给基地,通过进一步的在这些地区硬体的投资 、军火装备的输出巩固中国在这些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影响,我想今后他的这种方式、方案以及政治路线不会变。 基于中东问题的高度复杂性,目前看不出中国会积极介入进去的迹象 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基于中东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尤其是目前叙利亚的局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围绕是否要保存阿萨德主权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看不出中国会积极介入进去这种迹象。因为这太复杂,这个问题他究竟站在谁的一方都不可能符合其国家利益。如果靠在俄罗斯一方,那显然和美国、欧洲的关系会搞僵,包括和法国的关系;如果站在欧盟一方,这就不仅涉及到和俄罗斯的协调问题,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就具体的、比如说埃及的颜色革命、比如说利比亚的问题,叙利亚阿萨德内战问题等,我个人认为他不会去介入,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因为他已经是IS输出恐怖的受害者,在这个情况下,这次访问他很可能希望建立一个反伊斯兰激进思潮问题上,同比较开明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甚至和美国俄罗斯靠拢,这方面大家各方分歧不是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他内部的局势变化,尤其是新疆,他很担心如果新疆所谓分裂主义势力和IS靠拢的话,这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挑战。 总体上讲,习近平出访,一是加紧安全保障方面的密切联系,通过输出军火、通过某些安全方面的承诺、通过扩建军事基地以及通过反IS的国际联盟,这些方式来凸现中国在这个地区不可缺少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扩大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这是他此次出访的一个主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要保证能源的安全供给,尤其是在油价低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和俄罗斯、中东的三边能源安全战略。就这些问题来讲,我认为他会进一步超拉拢中东的方向迈进。 RFI:为什么选择出访这三个国家? 平可夫: 这三国、尤其是沙特和伊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占了他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接下来是安哥拉和俄罗斯,伊朗对他太重要了。同时,这三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埃及不算,沙特和伊朗是他进口石油的大国,他当然要确保油价的稳定和来源;另外也是他最大的军事协作伙伴,中国的军事装备在这三个国家运用,包括沙特,中国是唯一向沙特出口国2500公里弹道导弹的国家,就是东方3,现在还在用,到去年为止,还在军事装备展中展出。当然,至于他会不会去协调伊朗和沙特最近出现的外交摩擦,我个人认为他不会深入地介入。因为这个情况和我刚才谈到的叙利亚的情况很相似,太复杂,非常的复杂,这不是他介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我相信,他是想同时地、以不介入的这种姿态告诉这两个国家,同时需要稳固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谁也不得罪,这是他这一次表心意访问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至于埃及,同样涉及到巨大的军事合作和能源合作,尤其是埃及新的塞西总统上台以后,中方希望强化与埃及的能源、一路一带、投资以及军事合作,至少要恢复到穆巴拉克执政的时代,因为在兄弟会掌权的时期,中国和埃及的关系有所倒退和停滞。这次中国显然希望启动高峰会谈,从而使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回到当年与穆巴拉克比较全天候的伙伴关系。 RFI:从中东国家的角度看,他们发展与中国关系的考量是什么? 平可夫: 当然每个国家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以伊朗而言,刚刚解除了禁令,包括解除了军事禁运,伊朗是现在非常巨大的军事装备市场和投资对象,中方这次去是急于要争取拉拢,争取获得新的各方面市场,包括军备市场,这一点和法国是肯定有稳固的冲突的,因为传统来讲,伊朗和法国的关系非常好,包括当年霍梅尼这些人都是曾经在法国避难过的,从这样意义来讲,这样的访问和加强联系,对于欧盟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伊朗的情况当然也同样相同,在这种时候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自然可以获得一带一路投资的资金,进而用加强同中国关系的姿态,同欧盟讨价还价,取得欧盟金融投资的市场、军火的市场,这是伊朗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也就是说,他现在成了一个新的大饼,大家都在看要怎么能够瓜分它。这是双方的,不是一方的。 至于沙特阿拉伯,如果只访问伊朗,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作为前三、四名的对华出口国,沙特会怎么看?所以他必须取得 沙特和伊朗间的外交平衡。即使在这两国关系问题上一句话不发,他也必须从行动上做出一个表示。至于沙特,当然也希望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对伊朗的传统中能够得到中国的外交和政治支持,哪怕是中立,表态不反对任何一方,这对于沙特来讲也是某种得分。 埃及塞西总统上台后,和法国的关系非常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改善的非常好,军事装备、进出口方方面面都很协和,比较圆满,可这不等于说埃及就不需要中国,埃及现在仍然需要巨额的投资,来改善他在各方面的硬体建设和软体建设,他还是缺乏资金,三年前我去过埃及,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非常之大,尤其是在目前局势下,在诸多的问题上埃及需要取得大国的谅解,因为埃及对叙利亚局势举足轻重,传统上这是两个同盟国,几次对以色列的战争都站在一起。尤其涉及到IS恐怖分子的困扰,埃及在西奈半岛面临同样的麻烦和问题。总之,埃及也需要中国在诸多方面加强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合作。 中东问题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政治军事实力还未达到 足以干涉中东内部事务的阶段 RFI: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们传有一个说法,叫“中东是大国的竞技场”,是说任何国家强大了都要去中东,也有一个说法是“中东是大国的坟墓”,是说中东局势复杂的程度,在目前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城掠土、地区秩序面临崩塌的复杂局势下,中国力量能否起到作用? 平可夫: 大国在中东从进去参与一直到出来,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可以这样说,从50年代的英国,美军在伊拉克,没有一次欧美的利益在这个地区得到稳固的保障,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上,确确实实,中东这个地区是大国的坟场,这是为什么目前为止包括各个欧盟国家在军事上,尤其是利比亚危机以后避免外交和政治上直接地卷入中东分歧的主要原因,我指的是直接卷入,当然一些表态、一些政治支持美国、法国在做,可是 就不像当年处理利比亚问题一样更进一步直接地去介入。 我不认为中国会像冷战时期或美军介入伊拉克这种情况积极介入甚至直接投入军事运用手段来干预中东事务,因为这不是他的核心利益,其核心问题说到底还是,台湾问题第一、南中国海、东海,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他的政治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 足以去干涉中东内部事务这样一个阶段,他也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他没有好处,同时他也没有这个能量,他充其量只能在联合国和俄罗斯一道发挥一定的政治发言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影响,这方面我个人认为不会改变。…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举行氢弹试验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此次核试是否真如朝鲜所宣称的那样“货真价实”?为什么平壤选择在此时再次试爆?将会对地区稳定和中朝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朝鲜的再次挑衅?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电话专访加拿大汉河防务主编平可夫先生。 RFI:朝鲜再次核试爆,各国政府在纷纷谴责的同时质疑这次试验是否是“货真价实”,您是怎么看? 平可夫: 国际基本上绝大多数、恐怕占99%的专家学者都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个氢弹的爆炸,我也是这么看的,一直都是这么看。从金正恩宣布有氢弹技术以来我就这么分析 。因为非常复杂的氢弹技术,像北朝鲜这样一个国力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要成功地去研制它,比原子弹的研制精度会艰难很多,需要非常大的投入。而且最关键的是,氢弹在朝鲜半岛没有试射的地区。 什么叫氢弹?氢弹的意思就是让原子武器发生的冲击波以及爆炸当量达到最大的极限,采用新的一系列的热核材料使一颗氢弹可以相当于两到三颗、甚至四颗、五颗以上的原子弹的爆炸当量。这个情况朝鲜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实力和这样的试射实力。至于北朝鲜说“小型氢弹”就更没有什么技术意义了,因为我刚才说过,氢弹的意义就是要强化核爆炸的威力,目前国际上最小的氢弹试验是1967年中国测试的30万吨当量,苏联曾经测试过5千万吨当量的所谓“沙皇氢弹”,美国也在50年代测试过一千万吨当量的氢弹。 什么是一千万吨当量和五千万吨当量?用广岛和长崎受到的原子弹氢弹相比,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大概当量约6万吨(当量),六万吨对五千万吨,这个比例就太悬殊了。换句话说,一颗五千万吨的氢弹如果真的在朝鲜半岛发生爆炸,那整个朝鲜半岛可能就趋于毁灭了。所以开发出小型氢弹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低于十万吨当量的原子武器通常原子弹就够了。这是我对朝鲜发展所谓氢弹技术的一个基本推断。 那么为什么北朝鲜要这么宣布?其实它的弦外之音是向国际表达一个很清晰信号,就是北朝鲜掌握了小型核弹头的开发技术。众所周知,原子弹是开发氢弹的门槛,氢弹所使用的起爆装置就是小型原子弹的爆炸,先爆炸一颗小型原子弹,然后再和这颗小型原子弹外层所包含的锂及其它各种化学元素产生新一轮的聚变,从而形成更大的热核裂变。 这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北朝鲜的意思就是 向外界表明,自己成功地掌握了小型原子弹的开发。 RFI:朝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宣布做这个试验? 平可夫: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里面有内外诸多因素,首先北朝鲜所有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独裁体制的国家,对内的因素要远远大于对外。北朝鲜的科学家非常清楚,这样的谎言国际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朝鲜的百姓并不懂什么是原子弹什么是氢弹,这就是增加金正恩的凝聚力,因为他毕竟上台刚刚第四年,同时试射是在他的生日前两天完成的,作为斯大林思想体系的国家,朝鲜需要献礼工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北朝鲜今年五月份要召开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一次是1980年。1980年确定的是金正日体制的诞生,在那年的六大上,金正日被选举为劳动党中央书记兼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一次的七大应该是奠定金正恩的有效领导地位。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都会改选,会换成他自己的更年轻的人。 第三点关于政治上来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每一次美国的大选年,金正恩、金正日一定要闹事,这是我长期观察的结果。2012年美国上次大选时,北朝鲜发射了“光明星三号”卫星,引发了国际上剧烈谴责,而且因为发射行动形成了当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议题。今年朝鲜的伎俩是同样的,又要让朝鲜问题形成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议题。它的政治目的很清楚,就是尽快地让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有核国家承认北朝鲜的核地位。这是政治上的因素。 在军事上的因素方面,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种小型的核试验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弹道导弹试验还会继续下去,它必须这样做,你从观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苏联美国频繁进行地下核试验就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北朝鲜发展核武器、尤其进入实战状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一直在测试弹头的小型化。什么是弹头的小型化?必须把弹头安装到弹道导弹上,弹头至少要小于900公斤,怎么小型化?从数吨的大型弹头逐渐要变成能运用到弹道导弹上的低于900公斤的弹头,每一次消减重量,一定意味着要试爆,起爆装置的可靠性、它的整个爆炸体系有没有发生爆炸临界?必须通过具体的试验来测试,这是电脑的模拟试爆无法完成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个人认为他还要进行不断地核试验。这确确实实是技术上需要。同时只要中国不承认它是有核国家,它还要通过这个办法向中国示威,主要是向中国示威,迫使中国率先承认它是一个有核国家。 RFI:那是不是可以解释它在这第四次核试,不同于此前三次,平壤没有事前通知北京,而且北京对其核试验的表态也比以往更加强硬、“坚决反对”朝鲜的这个行为? 平可夫: 当然要强硬,我认为这是两个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外交斗争,谁也不会妥协让步,发展核武器是他(金正恩)爷爷、父亲既定的路线和方针,是北朝鲜的国家利益。而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是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会让步。但是我在这里可能要评价一下中国和美国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政策是否现实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主张北朝鲜发展核武器,可是就像一个女人,她已经怀孕了,周围的男人还说“没有”,“不承认”,好,七个月了,八个月了,她肚子大了、非常明显了,周围的男人还是说,“没有,她没有怀孕”,“我们不承认”,到最后这女人一生气说,“我干脆就生给你看”,结果生下来了。而周围的男人还在说,“没有这个男人”… 北朝鲜发展核武,它确实已经有了,你还不承认它的核武地位,我看是不是认为,现在大国对北朝鲜的政策是失败的,应该想一点别的办法,这个办法我也想不出来,它确实是令人头疼的国家,因为它不受信用,即使和它和谈、承认它的核地位、要求它停止下一步的核试验,它也不会就范。但是我想,大国之间的对朝政策恐怕要改换一下思维方法了,具体怎么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研究。 RFI:美国提出要对朝鲜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并且批评北京对朝鲜的怀柔政策,说“不能一切在照旧”了,您对此怎么看? 平可夫: 北京对北朝鲜的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愚蠢的,其实这个也不意外,北京在被朝鲜推行的国家核心利益并没有办到,不仅没有办到,而且远远地偏离了其对朝的外交轨道。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越去越远,不仅没有无核化,现在更加有核,而且越试验只能证明北朝鲜尽管核武器达不到氢弹的水平,可是它的小型的原子弹技术很可能日趋成熟,实战的能力越加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与其他国家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对北朝鲜推行一定的接触与怀柔的政策,这对于它的国家利益来讲,有什么好处?我们看不出来 。而且北朝鲜并不买它的帐。我估计北朝鲜接下来就是要公开论战了,北朝鲜会公开地批判中国,过去它是内部批判中国。从这次朝鲜中央电台的官方声明谈到了“美国以及敌对势力”,而且只字就没有提到韩国、日本,因为这不是它的主要 的核威慑的对象,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被北朝鲜当作了敌对势力?这个恐怕是下阶段需要观察的外交重点。总而言之,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成功的。…
刚刚过去的2015年,无论是国际还是在中国国内,可谓大事连翻,风云变幻,有评论将这一年称为“有声之年”,仅从这一年间所发生的可以写入历史、留下印记的大事件之丰富来说的确是如此。居住在美国的《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谈他对2015年的感受和对2016年中国发展趋势的展望分析。 张伟国: 这是个充满变化动荡的一年,国际秩序在一种中国的崛起,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力量的联盟情形下,加上中东“伊斯兰国”的搅局,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前夜。老的秩序对这样一些破坏力量缺少有效的约束,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得以诞生,所以这种动荡变化就显得特别地刺激和耀眼。 回到中国的情况,作为一个崛起的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在国际方面大家已经有目共睹,用大把的金钱收买一些它的“粉丝”,谈不上同盟,因为目前的这个世界格局当中,除了巴基斯坦,连朝鲜也算不上了,尽管他投入相当之多,但成果并不是预期得那么理想,比如像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南海造岛风波基本上也把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推到了一个出问题的边缘。到了一个临界点上。 在外交上虽然有一些所谓的“亮点”,比如访问英国和非洲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大的投资计划,主题上来讲处于一个变化,表现出中国当局的一些雄心勃勃,但是它的战略突围或者是与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对抗、意识形态的输出、实现毛泽东没有实现的那种“革命理想”色彩越来越浓。也就是做中国这种一方面反对“冷战”,一方面自己又跳入冷战的这种巢穴中,这个趋势也是看得很明白。 “大撒币”和"赵家人"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的趋势看中国内部,老百姓几乎在每一个节点上,每一个中国宣传的成就上面,都有他们非常尖刻的批评。譬如像大把撒钱,又给了习近平一个新的绰号,叫“大撒币”,在网络上变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词了,很能够反映出习式的外交风格。另外一个能够留下来的词是最近搞的非常热的所谓“赵家人”,鲁迅小说里的阿Q不配姓赵,“赵家人”变成了中共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军队…这样一些和人民有关的宣传符号,你只要把“赵家”这两个字换上去,马上就意义大变。老百姓用了这个词后好像有一种“ 大彻大悟”的感觉,在这样一个极权体制下,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权利,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区别,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能证明习近平治国的一个特色。不管是维稳,维稳的力度应该讲比周永康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维权律师、对NGO、对所有社会上只要是非(共产)党组织,都是采取排斥打压,对宗教也一样,哪怕是亲共的三自教会,都在他的不信任之中,对少数民族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政策,对香港及海外越来越无所顾忌,越来越自以为是的所谓“执法”。 总归以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任性”,“不规矩”,不受章法,既不遵守国际法庭、国际人权公约、国际文明准则,甚至于一些人权底线,同时他也不遵守自己的宪法、法律、包括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系列的章程纪律,处于一种为所欲为的地步。当然这样做的效果,他是极权了,把老人干政的渠道堵住了,也把总理“打残”了,也把现在中南海其他常委架空了,完全是所谓领导小组来指挥一切,领导小组就听命于他了,这个极权程度除了毛以外,应该讲就属他了,已经超过邓小平了。 这样一种“任性”、“不规矩”就暴露了中南海过去2015年红卫兵执政的一种底色,这种基因暴露的越来越清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2015年如果有什么印记的话,那我想,中国这样一种红卫兵执政把中国和世界重新引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上去,是一个将来看起来越来越重要的年份。 法广:新年之际,在回顾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致辞中有三点内容被着重强调,即继续反腐、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一年下来,您对这三方面的进展状况,包括下一步在2016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主要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在哪里? 我想除了反腐以外,其他的目标都没有达到,而反腐和前两年一样,被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点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他都有很大的斩获,也就是说,他的权威超过了前面几任(领导人),越来越那么任性,他的基本条件就是因为通过反腐,大权独揽,完成了大权独揽的过程。而其他的,即它的副产品变成了一个败笔,因为反腐没有公开的法制化,社会可以监督,老百姓可以参与的真正的反腐,也就是说反腐走入了一个歧途。使国家机器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摆的状态,连中国官方自己的媒体也都在批评这种现象,那些党政人员干部在怠工,因为大家都处于一种互不信任、观望,中国官场历来是多做多错,这时候像这样一种反腐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停摆”起了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印证出过去中国发展靠腐败做润滑剂这样一种不健康机制的弱点,全部暴露出来了。 在其他方面所提出来的一些改革,比如像依法治国,他采取的行动恰恰是反差自己提出的口号的,比如像抓律师。对一些要整肃的对象搞株连制,搞文革式的在中央电视台“自供”,基本上都是让文革以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破坏仅次于六四的血腥镇压了。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这个大败笔也为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 至于2016年会有怎样的情形?我的感觉他以为大权在握会更加任性,这种任性在外交方面应该不会有2015年那么顺了,因为钱包缩水了,像这样再继续大把撒钱也已经遭到了国内各阶层的反弹,这种情形与国内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经济下行,一方面是外面大把撒钱,老百姓和各级官员的这种感受应该有一定的承受度,到了一定的阶段,我想2016年不会比2015年好。 另一方面,如果不能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反腐有可能会走向反面,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力量发动政变,或者有什么其他意外事变来推进中国的变化,使得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化的发展,而不是让红卫兵执政对世界的祸害有可能阻止掉,现在看不出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有这种变化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社会都不会为之惊讶,大家也感觉到一种并非不能接受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来讲,大家的心理预期与三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老百姓也好,官僚也好,都已经意识到你“赵家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当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越来越失去底层老百姓的认同感,尤其是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中国发展经济的红利老百姓没有收到实惠,这样一种情形,老百姓也有“看好戏”的心态:我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可以看着你出丑,这样的心态现在也越来越普遍,我想2016年这种趋势都会变得越来越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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